傅璇琮先生曾称陈新先生 “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李灵年先生称陈新先生“是当今古籍整理贡献大、经验最丰富的学者。” 孙钦善先生称是书“内容广泛深刻，充满真知灼见”。
陈新先生是当代古籍整理、古代文史研究与编辑工作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具有典范性与代表性的学者。本书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发表的各类文章的选集，全书共分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以及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六个部分，基本代表了陈先生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陈先生的论文，言简意赅，篇幅不长，但都是有的放矢，深中肯綮，直面当代古籍整理与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病，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办法，是陈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我们当前的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作用。
古籍整理刍议
我国素称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今天根据古籍的不同性质及其重要程度，分别轻重缓急，采取影印、校点、注释、今译等不同整理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谨慎从事，持之以恒，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不致失坠，而且必将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扬。
从西汉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到清代朴学大师们的精心校订，我们的祖先对整理古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今天全面开始整理古籍的时候，如何吸收历史成果，研究当前实际，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应该是当务之急。
目前古籍出版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校和注搞得愈来愈烦琐，愈来愈庞杂，愈来愈不得要领，而标点断句的错误，更是发展到了习见不怪的程度。有不少所谓校本，内容错误累累，校文却眼花缭乱，无怪乎有人慨叹古书愈整理愈不能读了。这里仅就近几年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以便抛砖引玉。
一、关于影印
古籍影印，一般不属整理范畴，但作为出版部门，除了选择善本外，也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五十年代古籍刊行社影印了一批古籍，因为没有编新的目次，读者简直无法翻检，被学术界称为“死书”。
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籍(如《清人别集丛刊》)，却同样不编目次；去年影印《世说新语》，上册是正文，下册是辑集的资料，大概是根据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的，居然仍没有加目次。读者不仔细翻阅，简直不能了解其中有些什么内容。
编目次，并不费事，出版者为什么不稍稍为读者使用设想一下呢？
二、关于校订
校订是整理古籍至为关键的工作。校订的目的，似宜着重使所校的著作尽可能完善，即使一时不能达到定本、善本的要求，至少也应该为读者提供一个有用的、可靠的版本；校不是目的，不能为校而校，以芜杂烦琐的校文取胜。
五十年代也出版过一些校本，其中有些是失败的，如《水浒全传》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两种书，校记都有成万条。二十多年来，各种版本的《水浒》《红楼梦》纷纷重印，而这两种校本再也无人过问，这就可知它的效果了。
近年来，这种不考虑著作的实际，动辄汇校的风气似乎愈来愈盛行。……
由此可知，从事古籍校订，多少应该了解一些版本学，至少也应该搞清楚工作对象的版本源流，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本子可以作底本，什么本子可以作对校本，哪些本子可以作参校本。选定为底本的，自然应该是最好的本子。因此，除了底本明显的错夺衍倒外，不宜改动。这样，即使校订不精审，至少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版本。清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提出：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前人类似朱氏的议论，多不胜举，实为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吸取。
笔者在七十年代初协助校订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时，除确定底本、校本和参校本外，还规定了五条校例：
一、古体字、异体字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一律改通行汉字。
二、凡主要校本异文优于底本者，据以定字，可资参考者，入校。参考校本的异文，亦以有无参考价值，作为入校标准。一般异文概不入校。
三、凡底本多次出现的同一性质的错字，则在初见时改正加校，下文同例不出校记。
四、凡书中引用的人名、地名或诗文，有明显的错夺衍字，而无他本可资校订者，则根据有关史籍，酌予校正或加校记。
五、凡近人研究成果可资阅读参考者，亦酌量吸收入校。
所谓对校本，一般是指和底本同一来源的不同抄本或刻本，对校的目的，是使底本更接近祖本的面貌。参校本亦必须有选择，一般是指经过认真的学者校定的本子或类书所引的材料。一般的翻印本，不但没有对校价值，也没有参校价值。最近有一个单位整理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提出底本用乾隆刻本，而用解放前的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对校。亚东本本身交代得很清楚，是根据乾隆本排印的，哪里有对校的价值！至于汇校，恐怕只有极少数著作才有这个需要和可能。
目前有些整理本，似乎基本上不讲究版本，且不分对校、参校，动辄汇校。对不同版本的异文，也不区分优劣，不是以鉴别精审取胜，而是以校文繁多炫耀。这样做，谨慎一些的，不过把有限几条有价值的校记掩盖在大量无聊的校记中，也就是说把有用的校也变得无用，等于不校；荒率的是任意改动底本，愈校愈不能读。
……
校订，也称校勘，是一门科学。仅仅核出版本间文字的异同，只要稍细致就可做到，这实际是校对。而今天不少校本貌似谨严，罗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校文，严格说来不过是校对的水平，何况即使校对，尚且不能说是细致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
一是有些整理者总认为校的本子愈多，校出的异文愈多，校改愈多，才见出整理的成绩。这当然完全是误解。
二是稿酬制度不合理。真正精审有功力的校，数量是不可能很多的。而所花的精力，较之上文举出的滥竽充数的古今字、通用字、异体字等校文，不可同日而语。即以《诗话总龟》为例，初稿成万条校记，每条平均以30字计，就是30万字的校文。经笔者淘汰后剩下不足千条。即使这样，其中仍有一些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目前校文按创作或研究稿计酬，而校订费则极有限。删去20余万字的校文，其稿酬要远远超过校订费。所以，目前的稿酬制度为烦琐校勘开了闸门，仅靠编辑力量是难以堵住的。
三、关于标点
笔者于五十年代初刚参加出版工作的时候，听到不少老先生常以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等的标点断句错误作为谈资。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先生谈起，他感慨地说，今天如果能达到当年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标点水平，也很难了。这实在是出版界的耻辱。
鲁迅先生很重视标点，一再提出，选印古书“要认真，用点功夫，标点不要错”。还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圈几点，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古籍标点的荒率低劣，不是近年始。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迹象。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苕溪渔隐丛话》，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标点错误动辄千计，无法卒读。《苕溪渔隐丛话》甚至受到了国外学者的责难。近年来出版的如《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居然连七言长诗也断了破句，这是鲁迅先生指出连数学家都能胜任的事，竟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出版物上，实在令人吃惊。至于某些出版社粗制滥造的翻印，笔者见到的也不少，这里就不必提了。
当然，拙劣的标点本在当前古籍出版中所占比例不一定大，但如不注意，确实存在着蔓延之势。究其原因，大体也有两点：
一是迷信专家名人。专家之专，有其局限性；而名人之成名，其道非一。何况既成为专家名人，他的时间可就十分宝贵。笔者所知，确实有这样的事，请某名人标点，结果由其家属代庖，名人匆匆看一遍交卷，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二是把标点古籍作为照顾的手段，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益均沾，人人有份。
前举几种出版物，标点荒率，其原因不外乎上述两条。总之，如果不了解标点好古籍需要相应的水平，以及认真细致地从事，不重视出版物的严肃性，标点的质量不可能有所提高。
四、关于注释
注释的任务，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作品。随着读者对象的不同，注释工作应各有重点、各有要求。笔者曾就周振甫先生新著《文心雕龙注释》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上，着重谈了注释问题。认为这部著作所以受读者欢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周先生对《文心雕龙》确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二是在做注释时心目中时时有个读者对象在。即如《文心雕龙》而言，各种注释、今译的出版物可谓多矣，范文澜先生的注本，资料最为弘博，但仅适用于高级的研究工作者。周先生的注本，以有志于学习古代文论的青年读者为对象，广集古今研究成果，不避难点，作深入浅出的阐释。笔者在读稿过程中，也深获启发，出版后不少大专院校的教师也反映对他们的教学很有帮助。由此可知，即使同一著作，可以有适应不同读者对象的注释本。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注本，由于所选内容不同，天地就更为广阔了。
可惜目前大量出版的注释本中，真正有特色的注本不多，往往都是一个味。甚至有些注本，不过在常见的工具书上抄些字汇、典故，不管与作品关系是否密切，硬塞进去，文不对题，搞得眼花缭乱。还有一些重复的注本，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误传误，重复多次，毫无创见。注释者对所注本如果没有真知灼见，又不考虑读者对象，即使注释的条目文字愈搞愈多，也说不上对读者有何帮助。
前两年，笔者看到一个注释稿，从文字到典故，注释可谓详尽。笔者当时提出，这样的稿件，如果作为教材，是有用的，因为有老师辅以讲解。但作为一般出版物，恐怕即使认真的读者全部读了注释，也依然不能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用意所在。这实际上仍是方法问题，今天的新注应该不同于古人的笺注，搞烦琐的笺注，并不等于通俗化。
至于如何避免普及注本中的烦琐，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结的一条选注本经验是：凡一般字典(当时确定为《新华字典》)收入的字汇，不加注释。今天《现代汉语词典》也已在北京市的小学普及，淘汰所谓常见难字的注释，并不影响一般读者阅读。如果把省下的篇幅，改成对作品内容及思想、艺术的阐释和分析，那就完全可以改变今天注本的面貌，真正起到帮助读者阅读的作用。
五、关于今译
古籍做到真正普及，对某些重要的作品应该进行今译。目前这个工作刚开始，说不上有成绩，更谈不上经验。
笔者认为，当年严复提出翻译工作“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同样适用于翻译古籍。这个“雅”字，按今天的理解，应该是翻译诗词仍须保留诗味，翻译散文必须流畅可诵。“信”和“达”当然是主要的，这也和搞注释一样，只有对作者思想、作品内容有真正透彻的理解，才有可能达到。笔者最近见到几个翻译稿，基本上无法采用，原因主要在于翻译者对作者的思想、作品的背景，缺少深入研究，草率从事，结果是译文和原文无法对上口径。
常遇到的问题，是诗能不能翻译？应该也是可以翻译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今译》受到普遍的好评，就是证明。但是余先生的译文，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得来非易。如果不下相当的苦功夫，不仅是诗，散文的翻译亦何尝可以说容易呢？
总之，翻译和标点一样，最能反映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水平。当然，如果同样打马虎眼的话，标点要轻易得多。笔者这两年来的接触中，愿意搞校点的人似乎不少，而主动提搞今译的人，几乎没有。问题何在，不言而喻。因此，目前似有必要提倡今译，鼓励今译。
六、几点建议
一、希望领导古籍整理的部门，注意整理方法，广泛收集材料和情况。定期召开一些会议，根据不同情况，订几条整理的基本原则。
二、创办一个研究古籍整理的刊物，交流心得体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三、对优秀的稿件，给予必要的鼓励，如每年就校点、注释、今译等方面分别评选几种质量优秀的出版物，以作示范。
四、加强编辑工作者的责任，适当提高编辑的待遇，尤其需要表彰工作勤恳、对提高稿件质量确有帮助的编辑。目前有不少编辑同志工作是认真的，对有些稿件，编辑花的力气可能并不比整理者少。但这些同志，自己甘愿做无名英雄不说，还往往处在最不利、最易受责难的地位。编辑应该尊重作者，但同时必须考虑出版物的质量和读者的需要，这就容易和作者发生矛盾。编辑修改稿件应该周密细致，但难免总有个别失误，这就往往成为口实。总之，不把编辑放在古籍整理的适当位置，有严格的要求，并有适当的鼓励，是不利于古籍整理的质量提高的。
五、改变不合理的稿酬制度，以堵塞烦琐校勘、烦琐注释的通道。
六、古籍整理不适宜搞群众运动。应该鼓励对某一作家作品有毕生研究的专家搞出整理本，而对一般普遍的整理，不应该层层发动，组织班子。我们今天人才并不少，毛病在于用非所长。如果真正开展整理工作，由各省严格挑选一定数量、对旧学确有根底、对古籍确有感情的退休老教师，适当带几个青年人，提出一定要求，组织起来，认真从事校点校订，其见效可以较快，成绩可能较好，质量也可以高一些，而且可以大大节省国家的经费。如果把眼光只注视大专院校，就笔者多年来的实际工作体会，恐怕未必是好办法。
目录
锦衣为有金针度（代序） 陈新1
序 孙钦善8
古籍整理与研究
古籍整理刍议
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
——由读宋杨万里《诚斋集》稿想到的
关于注释
谈谈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问题
关于古代诗文翻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袁枚诗文选译》为例
古籍整理工作中诗篇主名的困惑
古籍整理工作中诗和词的混淆
宋人笔记点校质量亟须提高
关于《二十四史今译》稿的意见
《儒藏》“精华编”通审意见（选编）
年谱应是科学、严谨的谱主史学资料
改革出版工作的浅见
《四库全书》研究
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
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
——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
《四库全书》缺陷的成因及其教训
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
《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
四库馆臣删改古籍的另一种形式
——以宋李若水《忠愍集》为例
《四库提要》中的失误
《四库提要》失误两例
《全宋诗》整理与研究
关于《全宋诗》的修纂
阅洪朋诗集整理稿有感
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说起
——兼及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
今存魏了翁《鹤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
宋许及之《涉斋集》何以误署许纶
《全宋诗订补》前言
古代小说研究
不宜歧视我国的古代小说
关于白话小说整理的体例与格式
——以《红白花传》为例
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
金圣叹与《水浒传》
实事求是，是正确评价金圣叹功罪的基准
《水浒后传》前言
《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由来及其得失
《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
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整理后记
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
试论今本西游故事形成时代及其衍变
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
——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
《儒林外史》考证二则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真伪辩
《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
再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
——兼答麦若鹏先生
评胡适《吴敬梓年谱》
由《樵史通俗演义》谈明清时事小说
《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它
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
《海上花列传》整理后记
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
古代分体诗集的缺陷
《诗品注》拾补
《唐人绝句选》前言
《唐代乐舞书画诗选》编余剩语
《欧阳修选集》前言
朱淑真生平研究中的问题
《历代妇女诗词选注》前言
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
致李灵年先生（1984.11.3）
致李灵年先生（1985.12.16）
霍旭东先生复函（1987.3.12）
致李灵年先生（1987.10.22）
致杜泽逊先生（1988.10.6）
致李更（1993.6.25）
王绍曾先生复函（1994.1.8）
李灵年先生复函（1994.9.17）
周本淳先生复函（1996.1.9）
致李灵年先生（1996.10.7）
致杜泽逊先生（1997.12.14）
杜泽逊先生复函（1997.12.17）
王欲祥先生复函（1998.2.21）
致孙钦善先生（1998.7.21）
致李灵年先生（1998.10.13）
致许红霞（1999.1.21）
致杜泽逊先生（1999.1.21）
李更复函（1999.10.22）
致李更（1999.10.26）
致李更（1999.12）
致常熟市博物馆
——赠与书（2000.4.3）
致李灵年先生（2000.4.11）
傅璇琮先生来函（2001.1.4）
致戴建国先生（2001.6.27）
致李更（2001.9.13）
致王岚（2001.11.13）
致李灵年先生（2001.11.26）
致戴建国先生（2001.11.27）
致戴建国先生（2001.11.29）
致李灵年先生（2001.12.18）
致孙钦善先生（2003.2.3）
傅璇琮先生复函（2004.9.11）
吴韶明先生来函（2005.11.28）
傅璇琮先生来函（2006.10.28）
致王岚（2007.1.17）
李灵年先生来函（2008.7.25）
致陈恒舒（2009.2.5）
致李灵年先生（2010.1.12）
潘凯雄先生复函（2011.2.18）
王岚复函（2011.12.22）
致王岚、李更（2016.6.9）
王岚复函（2016.6.28）
致李灵年先生（2018.2.22）
李灵年先生复函（2018.3.2）
致王岚（2018.4.2）
致赵昱（2018.4.2）
李灵年先生致何师母函（2018.11.25）附说明
陈新先生年谱 周昕晖
后记 漆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