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析津志》
“析津”一词来自古人的分野说。人们认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是相通的，因此将地上的区域、州县或山川与天上星辰相互对应与映射。历代王朝为宣示天下正统，多顺应此说，将实际统治区域纳入分野，渐使分野具有了疆域象征的政治内涵。1012年，汉文化修养颇高的辽圣宗改元开泰，同时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覃恩中外。“析津”即分野说中的燕地为“析木之津”。辽圣宗改此二字，或有更深远的意味。1153年，金海陵王徙都燕京，改元贞元，“大兴”替代“析津”成为府、县名称。但“析津”作为北京地区的代称仍然流传了下来。
《析津志》，又名《析津志典》，是已知北京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颇负盛名。该书成于元末明初。纂者不以当时的名称命名为“大都志”，而称《析津志》，乃是方志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即用地方古名命名书名。
纂者为元末熊梦祥，生卒年不详，字自得，号松云道人，江西丰城人。此人聪敏旷达，博读群书，工书法，擅绘画，又旁通音律。在公卿士人间有一定声望。曾以茂才异等被举荐为白鹿书院山长。后被征召入都，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请归，游于江淮间，放意诗酒。年九十余卒。
令人惋惜的是，该书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即已失传。迄今，不仅纂修背景很难稽考，就是卷数、体例等，我们亦无从得知。成书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析津志典》，三十四册。”可窥知其内容丰富、体量庞大。
因其佚失较早，史籍中的记载同样非常寥落。明代《赵氏铁网珊瑚》一书《元人诸帖》中收录的两篇诗文，是笔者所见关于该书的最早记载。这两篇诗文或许也是后世所有追溯、探寻该书情况的源头。其中一篇为元代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字元功）题赠熊氏诗，诗前题：“豫章熊公自得携所著书入都城西山斋堂村，山深民淳，地僻俗美，隐者之所宜居，崇真张宜相真人偕往，作诗送自得，兼柬宜相，平心老人欧阳玄。”另一篇为元代诗人张翥（字仲举）的《次韵圭斋先生寄赠松云隐君》，其中有：“近闻京志将脱稿，贯穿百氏手自翻，朱黄堆案墨满砚，钞写况有能书孙。”3由是我们可以约略知道，熊梦祥曾隐居于北京西山斋堂村（今门头沟区斋堂镇）撰著“京志”，而且其时已近完成。
清初纳兰性德（字容若）《渌水亭杂识》称：“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张真人”居京西斋堂村“撰《燕京志》，欧阳元功、张仲举皆有诗送之”，并评论道：“元之《大一统志》卷帙繁富，考证亦綦详矣，而自得复撰《燕京志》，仲举谓其贯穿百氏，必有出于《大一统志》之表者。”认为熊氏所修志书定有所长，只可惜“其书之不传也”。
《［光绪］顺天府志》“纪录顺天事之书”将此书认作两种：“熊自得《析津志典》，佚”；“《析津志》，未见，撰人、卷数无考，《日下旧闻考》引用甚多”。可见撰者当时未见此书，因此也并不清楚二书的关系。前既然说该书已于明万历间失传，但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缘何能引用该书呢？
这不得不归功于明代的《永乐大典》。明永乐初年，先后令解缙、姚广孝主持，将其时能见之书悉数囊括，汇编成文献大成，赐名《永乐大典》。《大典》正文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装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后来，因火厄、灾害等原因，《大典》收录的很多书籍被毁不存。由于《大典》编修时主张保持典籍原文，不擅作删减与修改，使得许多珍贵典籍借此得以流传。幸运的是，《析津志》亦在其中。通过《大典》，我们可以略见《析津志》之大概。然而，《大典》卷帙浩繁，并未刊刻，原本已秘无所踪。现存世者为明嘉靖间所抄副本，但也所剩不多，仅四百册左右。
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彝尊在纂辑《日下旧闻》时，因《大典》藏于内府，未能参考。后来，乾隆皇帝令在其书基础上纂修《日下旧闻考》，隐于《大典》中的《析津志》因保存了大量元代北京的珍贵史料，被反复征引。在某种程度上，《析津志》可谓因官修《日下旧闻考》进入众人视野，引起学者的重视。
至于为何《日下旧闻考》的纂修人员能够想到从《永乐大典》中寻找资料，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此人即朱筠，字竹君，号笥河，顺天府大兴人（今北京市）。清代著名学者。时任安徽学政的他向乾隆帝建议从《永乐大典》中校辑佚书，获得采纳。就目前资料看，《析津志》当时并没有被作为校辑的对象。但该书因为校辑工作进入人们视线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朱筠建议的最大影响是引出了《四库全书》之修纂，囿于主题，不做赘述。
P1-3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