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从现象入手，联系发生在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钱荒”和“量宽价高”现象，结合国际货币调控框架在金融“脱媒”趋势下的新发展，直觉上提出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是应对的策略。那么，问题是这种应对策略只是权宜之计，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否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通过对利率理论进行梳理，笔者发现长期徘徊于主流经济学理论之外的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对货币内生性的深刻洞察，已经解释了进行价格型调控的必然性。对比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区别使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对利率走廊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其意义在于不仅要依靠利率走廊建设调控银行业的利息收入，还需要宏观审慎政策调控银行业的非息收入，两者相结合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能让金融回归本源，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改变货币市场“量宽价高”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实现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如果价格型调控具有必然性，那么另外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英国和美国中央银行为什么会走出两条大相径庭的调控路径？通过梳理两国经济和货币发展史，运用Poole经典模型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两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金融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其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随着我国经济接近稳态增长，价格型调控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只是非常规状态下的非常规操作，在量化宽松退出后，利率微调将重回正轨。价格型调控体系的长期性和不可逆性意味着建设利率走廊调控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梳理我国货币政策发展历史，人民银行推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价格型调控创造了必要条件，我国初步具备建设利率走廊的条件。但是根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对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挑战。笔者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从利率走廊调控各要素入手探讨利率走廊目标模式的构建，在最后的对策建议中从利率走廊的利益诱导、预期引导和货币政策传导三个方面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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