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年出生，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尤以文艺复兴研究见称。他的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制造路易十四》《什么是文化史》等。
张宏，山东滕州人，四川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重庆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2017—2018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古典系访问学者，现任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教学及西方古典学。主编及参编英语教材多部，如《希腊文明初探》（英文）。

文艺复兴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保有不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杰出之士，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到但丁和蒙田，无不创作出了惊才绝艳的作品。这一“文化奇迹”究竟如何兴起，又如何走向消亡？在本书中，文化史名家彼得·伯克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优美的文笔，对文艺复兴做了精彩介绍。他有力地挑战了布克哈特等人的传统观点，即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意大利，是自觉发生的，并且与所谓“黑暗中世纪”截然断裂。相反，他强调了中世纪传统的“延续”，强调了古典形式和价值对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地区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创造性适应过程。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道：“一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迷恋昔日之美的梦想家，眼前便一片流光溢彩。”［11］更准确地说，在他（或她）的心目中，闪现着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米开朗琪罗的《大卫》（David）、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伊拉斯谟（Erasmus）、卢瓦尔（Loire）城堡、《仙后》（The Faerie Queene），所有这些汇聚为一幅承载着创意与文化的黄金时代画卷。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这般形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他对此持拥护态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建筑家A. W. 普金（A. W. Pugin）（他们二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和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两位的看法较为模棱两可），而最重要的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5］。在其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里，布克哈特以两大概念给这段时期定下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现代性”（modernity）。“在中世纪时，”布克哈特认为，“人类意识……还笼罩在共同的纱幕之下，半梦半醒……人对自我的意识，仅限于种族、民族、宗派、家族或社团中的一员——只是借助某些一般性的范畴，来进行自我归类。”然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纱幕便率先消融了……人成了精神上的个体，并自我确认如此”［1：第2部分］。文艺复兴意味着现代性。布克哈特在书中宣称，意大利是“现代欧洲众子中的长子”。而14世纪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英语里称作“Petrarch”）是“首批的真正现代人之一”。艺术与思想的伟大复兴始于意大利，随后这些新观念与新艺术形式传播到了欧洲的其他地区。

    文艺复兴这一观念是一种神话（myth）。当然，“神话”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我特意用在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含义。当谈及种种“神话”时，专业历史学家通常是指他们明确发现有错或至少有误导性的表述。以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描述为例，历史学家反对的是布氏将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置于戏剧性的对照。他们认为，这些对照有所夸大，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诸多创新之举、传统观念存续到16世纪甚至更晚的事实，以及意大利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尼德兰）绘画与音乐的兴趣。

    “神话”的第二种含义偏文学性［14］。一个神话是一个富含象征意味的故事，讲述一些更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更阴暗，或更高贵），是一个有寓意的故事，尤其是一个讲述过去的故事，为现在某些事物的存在提供解释或合理性证明。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也属于这一意义上的神话。他所讲故事中的人物，不论是英雄般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米开朗琪罗，还是反派似的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都颇具传奇色彩。此种类型的故事，一方面为现代世界提供解释，而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辩护。它是一种富含象征意味的故事，因为它以觉醒和重生的暗喻来描述文化的变迁。这些暗喻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布克哈特用以解读文艺复兴的根本要素。

    这些暗喻在布克哈特的时代并不新鲜。自14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及其他地区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开始使用复兴（renewal）意象来记述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感受，在经历了他们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之后而重新步入光明（re-emergence）的时代，一个再生（regeneration）、革新（renovation）、回归（restoration）、怀古（recall）、重生（rebirth）或再度觉醒（reawakening）的时代［12：第1章］。

    在他们的时代，这些暗喻也并不新鲜。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在《牧歌》（Eclogue）第四篇中描绘了一幅回归黄金时代的生动图景，重生概念也在《约翰福音》（Gospel of St. John）中有清晰的表述：“人只有在水与圣灵之中重生，方能进入上帝之疆。”在我们关注的1300—1600年这段时期使用此类暗喻，若说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它们被用于学术或艺术运动中，而非政治或宗教运动中。比如，在15世纪30年代，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曾这样描述彼特拉克，一个“如此优雅和天才的人，以至于他可以辨认出那早已遗失的古朴典雅的风尚，并令其重返光明”。伊拉斯谟对教宗利奥十世（Leo X）说，由于知识与虔诚的复苏，“我们的时代……有希望成为一个黄金时代”；而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则围绕艺术复兴（a renewal of the arts）这一概念，把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有条不紊地安排进他的《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并划分为三大阶段，以乔托（Giotto）时代为起点，以达·芬奇、拉斐尔，特别是瓦萨里自己的老师米开朗琪罗为峰顶［20］。

    和所有的自我形象一样，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和艺术家的自我形象既有启发性又有误导性。如同子辈抗拒父辈一代，这些文艺复兴人也屡屡抨击“中世纪”，但他们从这个时代继承的东西，远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一旦他们高估了自己与那刚过去的中世纪之间的距离，他们也就低估了自己与更遥远过去之间的距离。那更遥远的过去，恰恰是他们推崇备至的古典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描述的自我重生是一个神话，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误导性表述，是一场梦，是愿望的满足，是那关于永世轮回的远古神话的重演（re-enactment）或再现（re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