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主德国相反，在联邦德国，自由市场得到发展，图书市场在货币改革后出现了第一场危机——作为消费品的书籍突然面临到处都能买得到的其他产品的竞争，出版社开始担心自己的图书销量。西方的图书市场从货币改革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处在“一种稳定的扩张当中”。46赖因哈德·维特曼在《德国图书贸易史》一书中指出：“联邦德国图书市场的结构转变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新的营销方式和图书形式的产生，比如图书俱乐部和口袋书。其次是主要出现在出版社和中间图书贸易中的集中和合理化趋势，以及严格以市场为导向的供应政策。最后是与其他行业供应商以及大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在商业层面，很多从业者在1945年前都有类似的职业经历。战后，联邦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继续推进了1945年前就开始的专业化进程。如果说民主德国的图书市场完全接受国家的政治调控，那么在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人们往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选择回避某些有关过去的问题。
赫尔穆特·派奇在他的战后德国文学研究中勾画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民主德国的代表人物约翰内斯·R.贝歇尔提出了“文学社会”的概念，其重点是“社会”，这意味着“文学领域的参与者认同那些在历史层面上有必要被认同的事物时，文学才能够发挥作用”，这里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文学的生产者和接受者在其中是和谐统一的。而在联邦德国，经济利益使艺术退化成了艺术行业。联邦德国的代表人物则认为——派奇引用了当时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话——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的存在，才保障了作者、读者以及言论的自由。在民主德国，书籍具有更多的社会的、集体的因素，而在联邦德国，书籍是一种非常私人的阅读对象。当然这两个层面不大可能完全分离，一部作品里常常可以同时表现出这两个层面的特点。
首先，这两套文学传播体系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而是相互交错、互为补充：“1950年的跨区贸易协定已经为文学交流奠定了基础，然而两德内部却各自存在一系列障碍和困难。”人们通常将审查或输入控制仅仅归于民主德国国家机构的行为，但实际上在联邦德国也有一系列限制或禁止民主德国文学传播的规定，另一方面民主德国的文学领域也并没有完全与经济利益脱钩。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私营企业的份额逐年减少（它们逐渐被排挤出图书贸易领域），而以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卫星党以及群众团体如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DJ）或自由德国工会联盟（FDGB）为背景的利益集团则很快主导了大部分的图书市场。
同时，值得深思的是两德的作家以什么样的形式交流。第一次全德作家大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人们最终分道扬镳。在联邦德国，四七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该团体的中心是文学，但没有形成任何纲领性的东西。四七社始于当年作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创办某杂志项目失败后提出的新计划，最终发展成了联邦德国后来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文学机构。“里希特不能容忍任何原则性的讨论，不管是美学的还是政治的，因为他害怕这种讨论会让整个团体解散。”这个团体1947年的成立和20年后的解散都或多或少带有偶然因素：“（四七社）不会继续存在了，因为里希特再也不发邀请函了。”虽然这个团体没有外在的形式，但是它对德国战后文学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民主德国主要是比特费尔德作家会议，该会议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组织。在“拿起笔来吧，朋友，社会主义德国的民族文化需要你！”的标语的号召下，作家们被要求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具体来说就是积极参与到民主德国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来。反过来，人民群众也应当更直接地接触文化。会议的重点不是美学问题而是大的纲领路线问题。虽然该会议以及由此开辟的比特费尔德路线已经处在本书所研究的时间段的末尾，但它却展示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民主德国，文学市场的发展处于国家的直接领导之下。
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最晚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与两个德国政权相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相融合的文化，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要系统地、有计划地建立适合我们统治秩序的、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腐朽文化影响的社会主义文化。”1967年4月，他在第七届党代会上指出：“那些垄断联邦德国文化领域的腐朽娱乐艺术愚弄和操控人民，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哲学和美学观点一样，都是与社会主义文化完全不相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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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
★亚当的书绝不是枯燥的读物，它改变了人们的一些看法，而且影响力巨大。
——《德国日报》
★亚当完成了一本重要的、鼓舞人心的书，让人们想起了那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事实上，亚当所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时期，至今仍在文学、文化和政治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大众读者
★克里斯蒂安·亚当是研究德国战后畅销书和大众图书，以及非小说类书籍的学者。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史，值得一读。
——马克·赖希魏因，专栏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