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记忆：美国课程史学的话语变迁》：
如前所述，哈里斯坚定地认为课程当由特定的学科知识构成，语法、数学、地理、历史和文学艺术在他笔下是“心灵的五扇窗户”。与埃利奥特等老派的人文学科论者不同，哈里斯强调的是学科本身的内容价值而非形式训练价值，因此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当时的心理学家针对官能心理学的凌厉攻势。同时，由于他的学说使得学校不必对教学活动的基本组织结构做出改变，尽管理由可能和以前不同了，但是教师们大体上还是可以教一样的东西。当时的美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工作者被整体社会变革的洪流所包围，哈里斯的学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岛，可以在教育改革的呼声中保持相对稳定。因此虽然不论在教育研究的期刊杂志上，还是专业集会上，都很难看到有什么教育研究者会力挺哈里斯的观点，然而他在课程方面的基本立场却在实际中支配着大多数教师和管理者的学校实践。尽管哈里斯并不赞同无意义的练习和独裁式的管理，但是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的年代，温和的改革会被很容易地和维护现状画上等号，在轰轰烈烈的儿童研究运动中，哈里斯被认为是逆潮流而动的保守者。
赫尔巴特主义者对人文学科论者的挑战并未持续很久，儿童研究运动是其后对哈里斯等人的学说构成挑战的最主要力量。虽然有帕克这样著名的教育家作为先导，但儿童研究运动的真正领袖是心理学家霍尔，直到他从德国归来，儿童研究运动才逐渐形成一股可以深刻影响美国教育的力量。
依据科学的原则来构建教学体系，对当时的人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加上霍尔的个人魅力，使得他在哈佛的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演讲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成为他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霍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一个相当成功的心理学实验室，后来又成为克拉克大学的校长。作为儿童研究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在他的推动下全美成立了至少二十个州一级儿童研究组织，其中一些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比如伊利诺伊州儿童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吸引了多达三千名听众到场。
儿童研究运动内部有着相当的差别，有些人热衷于实验室研究，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收集儿童处于自然状态时的各种数据，开展“人类学”式的研究。尽管研究偏好不同，他们都相信经验方法，都热衷于收集数据；然而在教育方面，除了都赞同教育要依儿童的天性开展以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共同信条。唯有霍尔本人对如何将儿童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学校课程当中有一些较为明确的论述。尽管打着科学的旗号，霍尔的主要课程观点并非来自他或者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而是受达尔文理论的影响，同美国赫尔巴特主义者一样推崇文化时期论。克利巴德指出，儿童发展中的复演说和课程中的文化时期论，压根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源自一种形而上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假设。
除此之外，霍尔极度怀疑智力训练的价值，在他看来儿童很晚才会具备理性能力，教育者不该做任何阻止儿童天性自由发展的事情，儿童的健康被霍尔看作是学校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同时，如我们在介绍他对十人委员会所做的批评时提到的，霍尔认为课程应该个别化，分化的根据不仅包括智力，还应包括性别在内的其他与生俱来的特征。在众多向传统学校课程发起挑战的势力当中，儿童中心论者率先发难，但是他们并没有长时间地占据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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