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风：第十集》：
解放以后，我还在杭州国立艺专读书。暑假回老家看看解放了怎么样。也想去温岭看看同学。我借了两块银元，从杭州乘汽车到天台用了一块银元。天台到临海是水路，没有汽车，就靠汽运船、乌篷船。从天台到临海有一百华里，本来一天就可以到，可是水路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散兵流落在那一带很多，成了土匪，抢劫行人。我到天台时只有一块银元。因为人太多不敢走，旅馆都住满了。旅馆太贵了，我也住不起，就住在乌篷船上。在天台等了三四天，结果听说有五个解放军从天台到临海受训。停留在天台的旅客就商量，你们几个雇船请这几个解放军护送到临海。解放军答应了。第二天雇了十条船，浩浩荡荡从天台到临海去。
到了临海大石镇，解放军接到情报，土匪在水路等着缴解放军的五支枪。解放军就下船翻山绕过去了。结果我们碰到了土匪，我在第九条船，前面七八条船都被抢了。这时土匪从山上冲下来，往船上打枪，叫喊：“解放军缴枪！解放军缴枪！”这后面的两条船装的是临海一个烟厂买的烟，被拦下，土匪认为解放军在里面，人一下船就被抢了。有些人讲快逃，有些人说不能逃，逃的话要送命。船老大说都听他的。其实船老大跟这些土匪都认识，都是地方上的人。结果有人逃跑，我也跳到水里去，枪就打过去了，一死一伤，我没有打中，逃过一劫。后来在山东，我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说我有过一次生命危险，有过一次发生在水上的灾难，死里逃生。我很惊讶。
我上岸的时候，只穿一条短裤，另外还有一个头巾，包了书，是《新民主主义论》等。当时最怕这些书被查出来，可是土匪就是抢钱的，头巾拿去了，书不要。船靠岸了，船上的银元、东西全被抢光了。我的裤子也被抢去了，就剩一条短裤。有人向土匪要求留下衣服，土匪看衣服里没有钱，就让他穿了。实际上土匪都是地方上的老百姓，有的是老头，有的是十六七岁的小孩子。我看人家的衣服可以拿回来的，也想要回来。结果鞋子、裤子都拿回来了，最高兴的是沙袋里的半截金戒指没有被他们发现。
晚上到了定海，第二天搭解放军的船到了临海。国民党的大炮往临海打，街上人群都逃光了，找不到一个人。后来我拿金戒指出来买了球鞋、衣服，跑了六十里路到了温岭。在温岭，我过去的一些同学都在街道上跳舞迎接解放军。
我的同学夏理荣在文教局里面当一个小干部，我去找他。夏理荣见到我问：“昌米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暑假从杭州回来路上遇土匪的遭遇。他说：“这个年代要读什么书，我帮你开一个介绍信，到临海报道，参加解放军南下。”我觉得学校也没有读多少书，当解放军去也好。就说：“我先回到家里去看一下，然后再到临海去找解放军。”这样就回到老家。
回到家，父亲说学校里来了一封信催我返校。我说我要当解放军去。父亲不同意。我在家里住了两天，就往杭州赶。原来这条路我不敢走了，就从温州到丽水转青田回到杭州。到青田后要坐汽船，当时国民党飞机炸船，大家都害怕，不敢坐船。我却不慌，要看看是怎么炸的，汽船前面架着一支机枪，解放军护送，结果国民党的飞机不来了，就这样回到杭州。
回到国立艺专后，搞宣传、搞勤工俭学，又派我们几个同学到嘉兴民丰造纸厂组织民工团。我那时候在文工团里面负责唱歌指挥，我和同学姚巧云、陈菊仙、马克昌、姜书苕，还有一个人名字忘记了，六个人去的。解放以后，姚巧云叫“姚巧”，“云”字不要了；马克昌以后叫“马克”，“昌”不要了。我们主要是唱歌、跳舞、演戏，搞得很好，很热闹。搞了两个多月，到过年的时候离开嘉兴民丰造纸厂。离开的时候，每个人吃得很好，伙食很好，早晨吃香肠，吃嘉兴粽子，大家长得都很胖。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