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宝战争
由于唐朝官吏和姚州都督府对滇西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引起滇西各民族人民的不满，为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南诏上层贵族分子们利用来反唐；再加上南诏兼并东方爨区后，唐朝便企图用阁罗凤的异母弟诚节来代替阁罗凤为云南王，从而使南诏驯服于自己，并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南诏施加压力，这就使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了尖锐的地步。①阁罗凤在《南诏德化碑》中指出姚州都督张虔陀挑起民族矛盾的罪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质，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弊我。六也。”②一方面唐朝对南诏的扩张愤恨；另一方面南诏对唐朝的加紧控制不满，加上唐朝边疆官员大民族思想的严重，南诏与唐朝的矛盾在加剧。
由于南诏对唐朝六件事情的处理有意见，南诏王阁罗凤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矛盾很大，张虔陀又上奏说南诏要反叛，使得双方的矛盾再也不能调和了。南诏与唐朝矛盾的公开化是从张乾陀失陷姚州开始，《蛮书》卷3说：“及张乾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③这里提到两件事：一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了姚州都督张虔陀；二是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南诏，阁罗凤联络吐蕃，南诏和吐蕃联军一起大败鲜于仲通的军队，这是唐、南诏的第一次天宝之战。对于这次战争，《旧唐书·南诏蛮》有如下记载：“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④《南诏德化碑》对此事的过程有这样的记载：“于是驰表上陈，屡申冤枉。望上照察，降中使贾厅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王乃仰天叹日：‘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即差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内酋渠等皆日：‘主辱臣死，我实当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时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自秋毕冬，故延时序，尚伫王命，冀雪事由。”①
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南诏逐渐强大后，在对外扩张中与唐朝的利益产生冲突，因而形成的对唐朝的不满情绪，也有因张虔陀欲立边功，在处理与南诏关系上故造事端，激起南诏反叛，以期能因此而立功的不正确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张虔陀事件成了南诏与唐朝天宝战争的导火线。张虔陀的“矫诈”激怒了阁罗凤，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的“褊急寡谋”也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巂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②。南诏归降吐蕃，使唐朝对西南地区数十年的经营努力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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