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人治与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自古有之。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法治在他眼里只能是“第二等好”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来得好。与之相对应，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则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
如今，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全球的广泛建立，特别是当下处于重要变革阶段的中国企业界，围绕“人治”还是“法治”的争鸣日益呈现。
这其中，代表着中国企业成长重要标志、且居全球行业之巅的“第一民企”——华为，“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从其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似乎没有停止过。
1．“独裁模式”是是非非
任正非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示——在华为成立前十年，基本上是“独裁式”的管理模式。这一表述似乎也可以前文的相关内容予以佐证。
当然，独裁是需要资本的，否则只会走向灭亡。从只能代理他人小产品，到今天的全球行业霸相，华为的惊人发展从独特的角度验证了任正非早期的独裁管理功不可没。假如没有一开始就孤注一掷地投入大笔资金到
技术领域，认准研发是企业的活路，就必然不会有华为的今天；假如没有毅然决然地舍弃小灵通和2G业务，直奔3G主题，华为也必然不能和国际电信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假如没有任正非的高瞻远瞩，执意冲破重重困难占领海外市场，华为也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能笑看全球之巅。
若干年前的《华为真相》一书曾这样谈到：“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着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只因为它用10年时间将资产扩张了1000倍，不只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从产品营销到技
术营销再到企业营销，华为做得有条不紊。任正非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对智力价值的承认，都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先河。华为因为任正非而成功，任正非因为思想而杰出。中国从来都不缺企业家，但从来都缺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
舆论对一个民营企业如此的评价，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而任正非自己也曾经在私下里有过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
初创之时，任正非在华为即大开大阖，他可以瞬间把员工提升到高级领导岗位，也会因为某件事把高层管理人员骂个“狗血喷头”。
前者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前文中讲述过的李一男了。在正式进入华为两天，他就升任工程师，两个星期被破格聘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即出任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再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
裁及华为总工程师……一个年轻人如此“火箭式”的攀升，怕是只有在任正非的团队里才有可能。
而在华为早期，像李一男这样带有任正非个人烙印的提拔例子数不胜数。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张建国刚刚进入华为工作，就被任正非派往福建设立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一把手。两年后，几乎没有任何营销管理经验的张建国就被升任为华为营销副总裁。1997年，延俊华刚从清华毕业，在给任正非写的《千里奔华为》的信中，他指出了华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随后被任正非以“一个会思考并热爱华为的人”为由，直接提升为一个部门的副部长。
如此“独断专行”式的干部任命，自然成为任正非独裁管理模式的鲜活例证。至于其他被当做任正非实行独裁管理论据的例子，则是数不胜数。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华为一位前副总裁曾经如此感谈；而类似如“臭，很臭，非常臭”之类的报告批语，以及“看你笨得像头猪，只会吃，什么都不会”之类的斥责，任正非不仅用在了男下属的身上，也同样用在了女性员工的身上。
连曾经身为华为常务副总裁的聂国良，也有着类似的工作经历。
一次汇报工作，当投影仪刚打出汇报材料的首页时，任正非便快速地浏览了一遍材料，还没等聂国良开口就大声说：“这是些什么玩意儿！”
随即“嘭”的一声就把材料扔得四处散落。所有人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惶恐和茫然。后来业内一些人士在谈及此事时也十分感慨，甚至不无玩笑地说，也许是因为聂国良“身经百骂”，他当时才会不慌不忙，一边收拾着汇报用的材料，一边不亢不卑地重复着“我们再准备，我们再准备”。
也有知情人披露，即使是面对自己一手提拔的爱将李一男，任正非同样有着不留情面的时候。
至于涉及华为战略高度的问题方面，任正非更不会轻易允许他人“染指”，业内甚至有人评论说“那似乎是他自己的独属领域，其他人只需要执行”。
例如，任正非曾批评华为产品战略规划办：“我们的战略规划，是研究公司3~5年的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后的发展战略。我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活过20年，如果谁要能够说出20年之后华为做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论证20年后人类将不吃粮食！”
如此看似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生杀予夺”的用人权利，在业内很多人和众多的舆论看来，华为在建立之初就被任正非刻上了“专制王朝的烙印”。面对如此评议，个性十足的任正非也曾经不以为然，他甚至一度强调：“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华为永远实行中央集权制。”
一些管理学者也据此有过专门的分析，他们给出的研究例证是：为了强化华为的中央集权制，任正非已经在华为演练了三次“集体大辞职”，最近的便是2007年底的那一次。
在研究者们看来，当年的任正非似乎以规避劳动法的名义，不惜以十亿元的代价，让华为人来了一次“集体大辞职”。具体要求就是，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华为员工，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再竞聘上岗。
研究者们还将这一幕解读为任正非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上，赵匡胤的确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排除了其他部下也像自己一样随时来个黄袍加身的可能，从而自己坐稳了大宋江山。虽然任正非的“杯酒释兵权”不是为了怕部下谋权篡位，确实也涉及了华为众多干部和员工的切身利益。
然而，如果由今天的华为再回过头去观察，当年任正非的“杯酒释兵权”一幕，最主要的目的似乎在于从华为内部消除论资排辈的思想氛围，使得每个员工都无法安然无惧，也不敢心存借劳苦功高即可坐等享受的元
老心思了。正是通过这些运动，华为在悄然之间完成了大规模的时势整合。
如果再加上后来任正非采用的“CEO轮换制”，使得华为的高管位置也轮换得很快。今天可能还是华为的副总裁，明天可能就被下发到某个区域成了一个办事处主任。这样一种连高管在内都人人自危的管理方式，对
任正非的权威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巩固。
如此之下，华为的所有干部变得不再有什么优越感，更不敢轻易对下属颐指气使。在很多人心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属哪一天就会成为自己的上司。
有知情者即曾披露：某位高管曾经向李一男推荐过一位能力平平的人，在被李拒绝后，该高管即敢于当面破口大骂；更有甚者博客上撰文说，任正非曾自豪地表示，想提拔谁就提拔谁……。
正是鉴于如上所说，一些舆论在解读任正非的独裁与霸气之时，便有了这样的猜测：任正非似乎愿意享受着掌控员工“生杀予夺”大权的感觉。但若是今天再回望任正非当年的那份享受，相信更多的国人更愿意认同：华为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任正非所谓的“独裁管理”功不可没。
……
展开
——万科企业董事长王石
★华为在创业初期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采用激励制度创新等办法吸引了大量人才，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开发投入。经过20年的奋斗，终于摆脱了单纯依靠低劳动成本竞争的被动处境，自立于世界电信业强手之林。华为等一大批企业在坚持自主创新方面为我国企业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势不可挡的攻击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功，为任正非赢得了西方媒体的尊重。事实上在此之前，为人低调、从不走向幕前的任正非，已经被视为中国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的神秘“教父”。
——《世界经理人》杂志
★它（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