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贫至富、由挨饿的一介书生至受人款待的帝国学者，这一巨大跳跃是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未必能缓解社会不满，维持文明持久不变。科举体制也使高等文化为绅士所继承享有。在特定时期，如清初，考试科目包括法律和行政实践。最流行的考试题目是关于文学与哲学，并用难以掌握的八股文作答。这些题目来源于儒家经典，参试者需要事先背下这些内容。不论他们的地域与背景有多么不同，所有的士大夫都能理解文言，并且受教于公认的儒家经典。这一共享的高等文化将绅士与不能读文言、写书法、明儒理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也鼓励死记硬背那些政府决定的正典。有人批评科举禁锢了人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了懒惰者而不是有独创性的人才。这意味着一个有前途的学生，5岁开始学写字，11岁背诵四书五经，12岁精通做诗，之后开始习八股。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不气馁地严格坚持这个时间表，他将在15岁的时候参加第一次乡试。第一次几乎不可避免地落榜，但是通过多次努力，他可能在弱冠之年20岁成为生员，为自己及家庭获得荣誉。大多数人在24岁时才通过乡试，平均31岁成为举人，36岁成为进士。实际上，有志功名者的生活似乎就是没完没了的考试。例如，乡试实际上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如果一个人通过考试，成为生员，为了保持他的绅士地位，他将不得不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直到年老。已达殿试水平的中等绅士只需花160多天的考试，来达此目的。
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很少人真正会质疑这一制度背后的合理性。通过考试的人由于花了时间，因此在这条路上获得承认。可以说，他们与另外那些走同一条苦路、把毕生献于精通古典文化的人拴在一起。但是失败的人怎么样呢？在底层，屡败屡战的有志功名者，为了攀登最顶峰，他们必须经历深深的失落感与挫败感。成为生员的人更加了解，除非登上高峰，否则多年的努力不能换来官职。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的生员，成为有资格捐官的贡生（帝国的学生），来缓解怨恨。然而，挫败感仍然会产生不满。麻烦在于每个人都知道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比任何传统和最现代的文明都要向上移动，但是精英的发展被严格限制，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领导发动。但是，地方上的声望避免了这种不满完全失控。社会认可，被看做是早已有之的象征性的装饰，满足了最低功名者的虚荣心，将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地方特权：作为社会阶层的绅士
功名不是一切：绅不是地位的唯一限定词。明清小说中，衣衫褴褛的生员形象成为陈腐的喜剧角色。下层绅士勉强糊口，他们经常被描绘成贫困潦倒、倚靠上层的机会主义者，教授乡村“大户”子弟进行“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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