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利品的殿堂：17世纪的瑞典大学图书馆
瑞典历史上最杰出的国王，“现代战争之父”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II Adolphus），在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国家组成的联军，特别是两场著名的战役：1631年的布莱登菲尔德会战和1632年的吕岑会战。从此，瑞典确立起欧洲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瑞典更以文化提升其大国地位。国王将瑞典一批包括中世纪时期瓦斯特纳修道院（Vadstena Abbey）和国王约翰三世（John Ⅲ）的私人收藏图籍与手稿共计5000本，捐赠给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图书馆。这些收藏包括早期印刷本、手稿、图片、地图和乐谱等，它们现已成为瑞典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18世纪至19世纪是该馆的发展期，此时藏品数量的增加全赖瑞典文人的捐赠与馆方谨慎的采购，发展至今该馆馆藏量已有23万册的规模。
海外争战扩充图书馆馆藏
瑞典从海外争战中获得的战利品，令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量持续增长。这个崛起的北欧帝国南征北伐，侵略了多个邻国，并掠夺了很多文化收藏品，包括一大批从波兰耶稣会大学图书馆获得的宗教文献。其后数十年，从德国、丹麦和波希米亚等地抢夺的图书也加入了馆藏。在今天看来，这种行为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但在17世纪，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
在瑞典历史学者的论述中，这个年代被称为伟大时代（The Era of Greatness）。在课堂上，瑞典学生听到的是他们的祖先如何在军事上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文化强国的重要性，而当时瑞典缺乏这方面的积累，包括书籍、大学、学者和艺术家。正如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设想的那样，国家图书馆将成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成为欧洲保存国家印刷出版物和优秀文学作品档案的“最优秀皇家图书馆”，新图书馆的目的是成为欧洲所有书籍和手稿的存储库。掠夺波兰耶稣会布拉涅沃图书馆
17世纪，瑞典对波罗的海、德国、波兰，甚至南波希米亚的战争，是一场又一场军事大探险，不仅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丰厚的文化财富。对于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来说，掠夺耶稣会图书馆特别是布拉涅沃图书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那个时期建立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大部分馆藏书籍都是瑞典士兵在欧洲掠夺来的。
自16世纪中叶以来，耶稣会学院以瑞典为目标成为反宗教改革的中心。由于瑞典当时是支持新教最前线的帝国，因此耶稣会及其下属修道院的图书馆，包括波兰、德国和捷克的图书馆，成为被掠夺的目标。这种对书籍的掠夺是有双重目的的：首先，通过掠夺这些具有政治权威的书籍及文献，摧毁天主教反制派运动的力量；其次，收藏优秀的书籍以丰富瑞典文化学术机构的馆藏（如乌普萨拉大学和瑞典皇家图书馆），来提高其国际文化地位。
自17世纪，瑞典和波兰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波兰皇帝西吉斯蒙德声称拥有瑞典皇位，因此两国发生冲突。战争使波兰变成一个文化沙漠。但对于瑞典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时，瑞典成为欧洲的新力量，瑞典军队利用这些战利品丰富了祖国的藏书。
收藏于波兰布拉涅沃耶稣会学院和弗龙堡（Frombork）图书馆的书籍，在1626年很快就作为战利品被送到当时成立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其中，瑞典人带走了16世纪著名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藏于大教堂图书馆内的书籍，包括早期版本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2008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确认，在大学图书馆的一本书中发现两束毛发，与2005年弗龙堡天主教堂发现的骸骨进行基因比对后，其基因组序列相同。这本书由斯图弗勒（Johannes Stoeffler）在1518年出版，且由哥白尼持有多年。
1635年，瑞典和波兰在斯图姆斯多夫签订停战和平条约。然而，1655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再次攻打波兰，波兹南大学和修道院的重要藏书再次成为瑞典军队的战利品。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接下来的5年，瑞典入侵者大规模掠夺了波兰的188座城镇。瑞典人夺走了藏在81座城堡和136间教堂内的数千件文化瑰宝。此后，这些瑰宝再未返回波兰。仅从华沙皇家城堡中，瑞典军队掠夺走的财产就极为惊人，包括大约2000幅画作、大量的地毯和土耳其帐篷。此外，还有乐器、家具、青铜雕塑、中国瓷器、武器、纺织品，以及书籍和珍贵的手稿。 当这些他国图书馆的藏书被送到瑞典后，国王没有烧掉这批宝贵的书籍，而是学习书中的知识。耶稣会士在欧洲17世纪初的藏书具有权威及重要的文化意义，所以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可能憎恨这个政治对手，但同时他也必须要学习他们的知识。例如，瑞典人学习耶稣会常用的图书馆注册书籍的分类法，因为它是有效率的和现代化的。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内，耶稣会出版的所有书籍成为瑞典出版书籍的最佳学习榜样。
P1-7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