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军，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中外关系史及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以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和影响为中心》选取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考察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以期反映这一时期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基本面貌和不同历史时期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特点，阐明中医、中药在东南亚当地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探究东南亚香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绪论

　　一、本书的目的与意义

　　（一）本书的目的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其南部为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与我国地域相接、山水相连，故彼此之间有着悠久且频繁的交往史。

　　中医药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项重要科技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在世界各地至少也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播史。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亚成为中医药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在“疗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中国先进的医药技术不断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接受和信赖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不仅反映出中医药在保障东南亚地区人民的健康发展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也表明中医药为东南亚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国家在接纳中医中药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宝库，表现为相互间药物种类的交流，新医方的增加和医药书籍的撰写。这对中国的中医药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作出阐释，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而且也能够对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海外贸易关系以及贸易与移民等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给予解析，因此，对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史进行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和影响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基于这种想法，笔者便斗胆一试，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为题，对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历史进行总结和述评，以期达抛砖引玉之效。

　　（二）本书的意义

　　中医药在古代领先于世界，现被世界上140多个国家所应用，为世界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过并正在做着贡献。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传统医学居于世界传统医学之冠，其服务面也仅次于现代医学科学，它还是联合国号召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重要保证之一。

　　然而，自近代以来，西医的传入和引进，以及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正如张其成、李艳在《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战略思考》一文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的盛行，西方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药学自不例外。科学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在这种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旧学，旧学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中国古代被奉为经典的传统文化，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成了‘失语的中医’，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

　　实际上，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易经》、《尚书》、《黄帝内经》，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找到源头，在历史中的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找到活水，临床实验可以祖述到战国时代的扁鹊……然而时至今日，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去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不过，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进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世界瞩目。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科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医药文化的复兴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医药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首次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了我国文化建设四项任务，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是其中之一。

　　为了使中医药能够在复兴中华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要探明中医的优势与特色，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就应该从文化入手，从软实力的视角探析文化的认同、传播和宽容。文化认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文化传播是提升国家亲和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文化宽容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

　　当今，随着世界崇尚天然、回归自然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和理念将会进一步深入人心。中医药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需求和价值取向，大力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影响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塑造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影响和决定国家之间的战略选择，引导国家的战略行为。这就是中医药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价值。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认同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具有继承性、稳定性、延续性。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对中医药的认知度相对更高，而东南亚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先锋力量, 是中国扩大海外利益的重要资源, 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极具潜力的力量。他们完全有条件在发展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上发挥独特作用。他们作为一个文化群体, 时刻都在向世界宣传中国, 扩大中国的影响, 他们是中国的软实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两大倡议。这两大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行动纲领，也是落实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的重要载体。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从“立体、多元、跨时空”视角出发，统筹陆地与海洋、国内与国际、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实施经贸与人文双轮驱动，创建支点国家与节点国家互动一体化网路，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国家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伙伴，最后朝着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目标前进。

　　因此，在文化形态下，对中医药的对外扩散、传播、交流进行研究，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做出一定的总结，为医药文化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服务于国家当前的利益是必要的、科学的、有益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医药虽有几千年的发展和应用史，但自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医的冲击，其科学性不仅被西方世界所否定，而且也被国人所置疑，因而其在中国医药界的地位逐渐沦落，其作为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也呈衰弱之势，对其进行研究者自然寥寥。但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开始关注中国，重视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医药亦开始引人注目，加之中医药届人士的努力研究，古老的中医药又开始焕发青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也不管是在医药科学界还是在文化领域内，它的影响力都与日俱增。其研究者，不管是从医学科学角度，抑或是从文化发展角度也都较前有所增加。

　　（一）国外学界

　　较早的对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影响及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的是《马来亚医药书》（“The Medical Book of Malayan Medicine”）一文，该文约于1886年由因泽·伊斯迈尔·蒙西（Inche Ismai Munshi）翻译成英文，是一部收载马来亚方剂的书籍，书中共开列了马来药方（配方）543项，记载了马来药方较多应用中草药的事实；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戴维·胡柏(David Hooper)，在《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公报》1929年12月第4卷中发表了《关于中国医药：马来亚中药店的药材》（“On Chinese Medicine :Drugs of  Chinese Pharmacies In  Malaya ”）一文，该文是一本草药集，记载了在马来亚有中草药456种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马来亚中草药是非常畅销的；另外布尔基尔与穆罕默德·哈尼弗（I.H.Burkill and Mohamed Haniff）也在《海峡殖民地植物园公报》1930年4月第4卷中发表了名为《马来农村医书》（“Malay Village Medicine”）的文章。该文亦是一本草药集，不过它恰是戴维·胡柏《关于中国医药：马来亚中药店的药材》一文的姊妹篇，一个重要的补充。该文主要记载了在马来亚的中药店中也出售马来草药，而且记述和研究了在马来亚民间还有把中草药和马来亚草药混合服用的习惯，充分说明了中医药与马来草药互为补充、相互依赖的事实。

　　显而易见，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草药、马来亚草药的记载及应用上，并没有动态的对中国与马来亚之间的中药材贸易以及在华人社会中中医师的医事活动进行研究和表述。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本土学者开始关注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发展，印尼学者塞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博士（Dr.Seno Sastroamidjojo），著有《印度尼西亚土草药》（Obat Asli Indonesia, Djakarta, Tjetakan II,1962）一书，该书主要针对爪哇等地土生华人经营的诸如“美尼尔”（Menir）、“查戈”（Jago，即公鸡）等草药店所配制的各种散、丸、片剂和草药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其中多是中草药和印度尼西亚草药的混合，而印度尼西亚民间草药的使用方法以捣烂取汁为主，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国制药方法。又赫姆炳·维查雅克苏马博士（Dr.C.Hembing Widjayakesuma）1975年2月12日在印尼《独立报》上发表了《针灸在印度尼西亚》（ Akupunktur di Indonesia, Merdeka, 12 Pebruari 1975, hlm.IV）的文章，简要介绍了针灸传入印尼，及在医疗上运用日益广泛的概况。

　　与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东南亚本土的学者所作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中医药本身的制药技术和治病方法，这显然对中医药的研究有了进步，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仍然较多的是流于表面的史实载述，而非深入的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中医师为弘扬祖国传统医学，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仅注重对中医药科学理论和技术方面进行研发，而且开始以华人社团为依托，加强对中医药发展史及交流史的研究，广泛宣传中医药文化。其主要出版物有：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主办的《中医学研究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新加坡1978年版）；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办的《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新加坡中医师公会1980年增订版）；马来西亚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辑的《科技与医药论集》（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版）。其中有些论文较好的阐述了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发展以及其对华人社会和所在国的影响。如曹成章的《古今脉学演变述要》；郭建林的《针灸疗法在马来西亚》；饶师泉的《中国传统医药在马来西亚》等。

　　迈入21世纪，东南亚本土学者对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影响，有了新的立场和观点，他们坚持从本土传统医药的视野和立场出发，以我为主，以我为本，认为中医药只起辅助作用，中医药的传入丰富了其“传统医药”。持此种立场和观点的主要有越南汉喃研究所的朱雪兰（Lan Tuyet Chu），他的文章名为《越南传统医药史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harmaceutics in Vietnam”和菲律宾大学的梅赛德斯·G.普兰塔（Mercedes G.Planta），他的文章名为《16和17世纪菲律宾传统医学和药典》“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harmacopoeia in the Philippines,16th and 17th  Centuries”。

　　（二）国内学界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史研究热潮的风行，国内学者也开始涉足医药交流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该书是“一部集体合作、分篇论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 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书中撰写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共有6篇，分别为陈炎的《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南京的《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周南京的《回顾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周南京的《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葛治伦的《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和陈玉龙的《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几篇文章全面论述了1949年以前中国与上述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内容涉及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宗教、语言、文学、建筑与艺术、医药、音乐、教育、风俗等。其中对中医药交流部分的阐述，所占篇幅虽然不大，但史料翔实，内容也较丰富，是值得后来者无数次援引的经典之作。也正因为如此，王介南所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中医药交流部分都不同程度上援引了“周书”的内容，因此，带有较深的“周书”的烙印。这种将中医药的交流置于中外文化交流之中，视中医药的交流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的研究还有：马树德编著《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王介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和王小甫、范恩实、宁永娟编著《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上述论著中有关中医药交流部分显然所占篇幅很小，故对中医药交流部分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非常有限，更遑论对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了。

　　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医学工作者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中外医学交流史的研究中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孝先的《丝绸之路医药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以丝绸之路作为主线，对清代以前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医药学交流作了详细的阐述，考证翔实，分析全面，事例生动。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的研究，正确评价医药学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阐明医学理论和实验在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分析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意识形态对医药学的影响”，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医药学史中关于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史研究的空白。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作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医药学交流阐述详尽，所占篇幅较大，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医药学交流的叙述相对较少；第二，作者虽然大量地使用了医药学古籍、医史方面的资料，但却较少使用东南亚及华侨华人方面的研究资料。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此外，李经纬所著《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全面地叙述了从古至今中国与世界上众多国家之间的医药交流概况，其中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医学交流也作了一定的阐述，可惜所占篇幅有限。其他如史兰华的《中国传统医学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经纬、林昭庚的《中国医学通史》（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中医药交流作了一些研究，不过只是蜻蜓点水，未作详尽论述。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发展作出研究和探讨，一是将中医药视为文化形态，从文化视角概述它的对外交流情况，两者研究的重心都旨在考察中医药对东南亚的影响。

　　与此相反，也有学者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海外香药的引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如林天蔚的《宋代香药贸易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共分三个部分：序论分析宋代对外贸易发达的背景；总论以香药为主题，分别叙述香药的种类、产地、和运销路线；分论则主要讨论向宋朝贡香药的国家、宋政府的香药储销机关、香药的用途以及香药贸易的影响和传播。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对宋代香药贸易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详尽的考察和论述，堪称研究宋代香药贸易的经典之作，香港崇基学院史地系的黄福銮给予的评价是：“盖不仅宋代香药贸易之专史，跃然纸上；而有宋一代社会史、经济史、交通史，莫不因其所著而获覩涯略，弥足称也”。

　　199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一书由中国学者吴玉贵翻译出版，题目为《唐代的外来文明》。该书将作者认为的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共170余种，其中与唐朝引进外来药材有关的有植物、木材、食物、香料和药物5类。分别从其来源、在唐朝的传播、应用以及对唐朝社会的影响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体现出了作者广博的知识范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并没有局限于对各学科专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论述，而是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这部著作虽然是一部专门讨论唐朝外来文明的专著，但是作者的研究目的，或者说书中具体研究的内容却没有局限于对具体的外来物品的讨论。作者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于外来物品的讨论来研究这些物品对唐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并进而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朝社会。正是由于作者具有了比较高的立意角度，所以本书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考据的著作。故该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除此，孟彭兴的文章《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于《史林》1997年第1期，该文对两宋时期所引进的香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包括对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的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上层社会对香药的贪欲以及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传统医药卫生学术方面的广泛应用、对两宋王朝封建统治的支撑作用等。

　　温翠芳的《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出土文书资料，详细考证了唐代外来香药的产地及其在唐人世俗生活中之广泛应用。通过对唐代外来香药的研究，该书作者认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额并不是靠贵金属来平衡的，丝绸之路贸易的中介商———波斯人和粟特人购买中国丝绸时，并未支付贵金属，而是巧妙地为中国人运来了质轻价昂的香药，换走了唐人巧夺天工的丝绸。经营香药等贵重商品的胡商由于获利巨大而受到历代政权的关注。开元盛世之际，向西域胡商所征收之商税，有效地解决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所统镇兵缺乏的军粮，确保了开元、天宝时期西域的安定，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保障，也为开元盛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繁荣。在晚唐时期，曾起过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外医药学交流研究中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为数不多成果中，选题上将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作为中外医药交流研究一部分者较多、专项研究不够，内容上重交流过程轻交流的影响，资料的使用上较多应用医药古籍或医史文献，对东南亚和华侨华人方面的文献资料的应用则有所欠缺；而就涉及到20世纪初以前从事医药者的成果来看，既有的研究偏重从事香药贸易的海商忽视对中医师的研究，或许是囿于资料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业医者缺乏深入考察。

　　……

绪论

第一章 远古至清末中医药学发展水平概况

第一节 先秦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四节 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五节 宋金元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六节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章 古代东南亚各民族医药卫生习俗

第一节 以“巫”治病的习俗和传统

第二节 药物的发现、使用及卫生习俗的积累

第三章 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创及形成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一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创及形成

第二节 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三节 汉唐时期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影响

第四章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一节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第二节 中医人土的南渡及中药外传

第三节 宋元时期东南亚香药的引进

第四节 宋元时期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影响

第五章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二节 明代朝贡贸易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三节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民间香药贸易

第四节 殖民者东来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

第五节 医士人员的交往及活动

第六节 明代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影响

第六章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一节 清代朝贡贸易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二节 民间香药贸易与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三节 清代华侨医生在东南亚的活动

第四节 清代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本书后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