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楚汉争霸》：
其次，秦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法家治国理念，导致民间思想被压制，百姓很难对这个帝国产生文化认同。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法家、医学和占卜等方面的书籍，收缴天下其他所有种类的书籍。文化的高度专制导致各地百姓，特别是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不得不面临文化思想被压制或与旧的本土文化割裂的痛苦，自然对秦朝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秦国遇到危机时，各地百姓包括一些当地选拔的官员，很难自发、自愿地支持秦朝。
秦朝之所以搞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因为在秦国延续百年的法家治国理念。这种理念来自商鞅。根据《商君书》所传达出的思想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观念，在秦国或者秦朝，除耕、战以外，任何活动和能力都是多余且无意义的，甚至任何不利于皇权专制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可能威胁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种观念下，秦国需要不断征发民力，要么用于战争，要么用于各个领域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王朝攫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强化对民间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消耗掉国内任何可能毁灭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则可以理解，秦朝建立后，为什么在国内广泛而深入地征发民力，修筑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驱使青壮年到南方的百越和北部的边疆，戍边征伐。
秦国故地已经习惯这种单一文化下的生存环境，但在秦朝新占领的土地上，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已延续数百年，秦帝国在短期内如果强行推行单一的思想文化，必然造成巨大反弹。正如陈胜、刘邦等人为鼓动大家，在各个场合，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这个“苦”既表达对秦帝国无休止役使百姓的愤怒，也表达对秦帝国强制推行单一文化和理念的否定。按说单一的治国理念，如果有其他理念辅助和制衡，会将这种理念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使国家制度过于僵硬，失去弹性，最终因失控而导致国家败亡。但很可惜，秦朝即便想到，也无法这样做。正如上文所述，秦朝上下充斥着信奉法家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稳固而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国家从上到下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操作下，只能僵化地贯彻既定的治国理念，并沿着法家思想形成的制度轨道一直走下去。
法家过于强调利益交换，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各种规章和法律层出不穷，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商君书》第一章的内容认为，在商鞅推行的法家理念下，统治者只需要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法律下发到百姓，由百姓互相监督，各个法律就可完美执行。统治者向担负职责的官员宣布法律，而官员则必须回答其他官员或百姓对法律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能胜任答疑解惑的责任，也将被处罚。“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家的治国理念，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困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法网之中。虽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体系使法律得以高效执行，但这种突出“权力”“制衡力”“对抗力”的国家治理理念，将皇帝、官员和百姓纳入一种互不信任、缺乏尊重、忽视人的个体感受和讲求利益交换的氛围中。国家和社会一旦遇到内部或者外部的突变，很容易由点及面，瞬间形成系统性的“雪崩”。
汉朝汲取教训，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鼓励和默认民间收藏各类图书，尊重文化事业发展。从全国选取文学贤良，作为国家官员。这些政策使国家逐渐争取到宗族大家、工商业者、农民、官僚和文化行业经营者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国家治理结构上，汉朝把封建制度和郡县制“混搭”起来，既有法家治国理念下的严刑峻法，也有封土建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在汉朝草创之初，国家治理结构被注入弹性基因，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
不过，汉朝的国家制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两个多月，但对国家政权的冲击非常大。这说明汉朝采取折中苟且的制度架构，无法真正确保国家稳固，需要再找到另一个“非制度化”的工具，为国家制度保驾护航。
经过艰难探索，汉朝在国家层面上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此找到隐性的“非制度化”工具。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然对皇帝搞专制有制约，但从总体上看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以“仁”为内核的儒学，既通普世性的人性，而且简明易懂，更符合广大百姓朴素的基本价值观，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真心拥护。从此，地方官和老百姓在思想上逐渐有支撑，精神上有信仰，为皇帝服务时自觉性明显提升，大大地降低了皇帝专制统治的执行成本，减少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看似不相容的制度之间的排异性。
当然，历代王朝都看到儒学对治国理政的价值。他们在加紧建立高效的信息、物资传输系统的同时，也加紧改造儒学。改造后的儒学也就越来越受到皇权青睐。随着信息和物资传输系统的完善，以及儒学思想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实施对皇帝专制统治有利的郡县制度就更容易了，其逐渐成为各个王朝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封建制度逐渐成为历史的配角。阳儒阴法，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理念，并全方位渗透到国家战略、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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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杰鹏（文史作家，著有《亭长小武》《楚汉争霸》等畅销书）
★文剑君尝自嘲为“被经济学耽误的历史学者”，历经政、商、学而终归学苑，治经济学主业之余，流连史籍以自娱。基于常情、常理与常识而来的直观洞察力，是其问题意识的原动力。经济学的素养，让很多看似无关的历史细节在其严谨的逻辑链中串联成独到的解释脉络。每与商榷，受益良多。
——饶胜文（历史学者，著有<布局天下》《大汉帝国在巴蜀》）
★王文剑以一个经济学学者的独到眼光，在看似平常的历史材料中，条分缕析，剥茧抽丝，探察出了刘邦偶然中的必然之路。
——郭灿金（文史作家、学者，著有《古典下的秘写》《趣读史记》等）
★楚汉争霸是中国人熟悉的历史。该书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桥段中，抽丝剥茧，给我们呈现出历史的异样面貌，令人耳目—新。该书视角独特、结论新颖、可读性强，是当前不多见的秦汉史佳作。
——李峰（历史文化学者，著有《夭折的帝国-——秦朝兴亡十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