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候仿佛接近清晨，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能感觉到外面透进来的紫色微光。我一动也不敢动，希望睡意能够再次到来，好返回那个梦境。
梦里是咖啡馆门口窄窄的马路，夏天刚刚到来，两边的泡桐树褪去花朵以后开始疯狂地长出新绿色的叶子，即使在梦境中，也依然能够感到空气里的水分，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触觉，也不觉得闷热。我大概正在上班去的路上，心里充满一种被梦境放大了的喜悦，喜悦感在身体里像气球一样膨胀，因为简直无法承受而带出些悲伤来。我加紧步子，能听见自己轻微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没有其他声音了，四周安静极了，也没有人，商店都还是关闭着的。只有越来越急切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我走得有些焦急起来，惟恐错过什么似的，心脏也怦怦直跳，担忧着梦就要结束了。
很难描述梦境与现实的边界。我此刻醒来，觉得四肢还浸泡在葱翠的梦里。我没有睁开眼睛，害怕泡桐树成片的绿色就此淡去。也并不翻转身体，极小声地呼吸，但膝盖关节咯噔响了一下，像是收到信号似的，绿色迅速褪去，连带着夏日所有的知觉，平静而喜悦的情绪，都好像被水洗过一遍，再一遍，毫无余地，彻底不见。
其实并不是清晨，也没有紫色的微光，四周漆黑一片，只是另一个永不结束的黑夜而已。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自己身处何处。我觉得自己尚在北京，东南二环转角处的屋子里。然后我看到那些搁置在床边没有拆封过的纸板箱与蛇皮袋，九十年代样式的衣橱，墙上我十几岁时在公园的旧照。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可是喜悦感荡然无存。我再次闭上眼睛，只希望梦境不要跟随着我渗透到白昼里去。
若不是因为保罗先生，我也找不到理由再去咖啡馆。其实在回来的这一个月间，很多次坐在出租车里路过，甚至心里满满期待那个转角路口。不过车速再慢，也是转瞬而过，只从落地玻璃窗间看到些泡桐树间的光影。有些稀落的客人，偶尔有人坐在门口抽烟，都是陌生面孔。即便如此，车子开过去以后还是忍不住要扭过头去望，再从心里叹口气。消息是胖子发给我的，他并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只是礼貌性地群发消息。寥寥数语，通知大家说保罗先生因为心脏病的原因突然去世。这样隔着几年未听说的名字突然被提起，就好像在旧房间里随手一挥，撩起一阵呛鼻的灰尘，难免要咳出声来。也像是要让我的心里再明确一次，咖啡馆还在，或许，或许大家也都还在。
醒来后的下午，我出门去咖啡馆。第二天就是国庆，从小到大在这一天闻到的空气都是这样的，触鼻的凉意，交通管制的疏松，隐匿着的桂花香气，还有心脏的空空荡荡。已经临近傍晚，我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始终叫不到出租车。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我身后不急不缓地跟了一小段路，招呼我上车，我不愿意与他说话，加快步伐，又用眼梢望他。他一只脚跨在摩托上，一只脚踩在路牙上，熄着火慢慢荡着。像是无所事事，又不知道该如何消耗天黑前的时光。在我走过下一个路口时，他停下来，幸灾乐祸地说：“都放假了，再往前走，马路也都封了。你不是本地人吧，国庆节交通管制，你喊不到出租了。”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马路都已经封了。”
哦。我差点忘了，只不过三年没有待在这儿而已。上一年的国庆还是在北京，因为挨着中秋节的缘故，就干脆把阿乔与他的两个朋友都请到家里来吃螃蟹，没有准备什么饭菜，只是买足了酒，又特地开车去南三环的海鲜市场买来用麻绳捆扎好的大闸蟹，放在冰块里一起拎回来，沉沉两袋。结果家里最大的锅子也还是嫌小，只能分开几次来煮，也算是酒足饭饱的一顿。随后他的朋友说要去歌厅找小姐，阿乔有些尴尬，推辞说晚上答应了我要一起去龙潭公园看灯会的。其实他只是找个借口随便一说，但晚饭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于是两个人就真的去了公园。时间已经有些晚了，看灯会的人很少。湖面上漂浮着八仙过海，五颜六色的，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个梦境。我们有耐心地绕着公园走了一圈，没有想到公园太大，到了差不多九点，灯也开始慢慢熄灭。我们沿着漆黑的小道走，我记不得前一天曾经过雨，但草坪是湿的，裙摆下的小腿也被溅湿了。不时有巡逻人员打着手电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束束光在小树林与荆棘丛中摇摆。他们并不催促我们，像是故意要留给我们时间。我不着急，觉得即使走整夜的路都没有关系，但是阿乔有些失去了耐心，他不再说话，拉起我的手大步向前。
那日的月亮是橘黄色的，很大，颜色竟可以称得上是鲜艳，悬在空中几乎失真。想起这些，我也不由往眼前的天空看了看。虽然是傍晚，但已经悬起一轮月亮，疏疏浅浅的，离得有些远。喊不到出租车，我也并不赶时间，而且去往咖啡馆的路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到我当然知道自己在犹豫些什么。我走到梦里那条路上，不过夏天已经算是苟延残喘，泡桐树依然遮蔽着整条马路，绿色却毫不轻盈，浓重得突然叫人透不过气来。我知道再往前几步，拐角处，青春感过分强烈的记忆都在那儿，触手可及。可是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喜悦。
推门进去的时候，玻璃门上挂着的风铃被撞响了。我难免像个老人一样开始絮叨着想，这还是过去那盏么。然后自己都觉得可笑起来。可是店里并没有熟悉的面孔。我匆忙扫了一眼吧台，只站着两位面色沉郁的男孩，并不抬眼，对外面发生着什么也不太关心的样子，只是死气沉沉地刷碗。我踯躅片刻，打消了向他们询问的念头，要了杯美式咖啡，就径直找了张桌子坐下。我旁边桌的情侣正在发着牢骚，他们要的南瓜汤迟迟没有上来，意面又上错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奶泡是凉的。
“我是在网站上看到其他人的推荐才来这里的。”女孩轻声抱怨说。
这儿的格局变了一些。原本靠墙的三张火车座被拆除，变成一排拥挤局促的小桌，是想要容纳更多的客人，可是此刻生意寥寥，那些总好像站不稳似的桌子无疑在放大一种空荡荡的潦倒感。过去我们只做两种简单的意面，蘑菇培根面和肉酱面，用一只电磁炉完成。所有的三明治都依靠一只很小的烤箱，定时器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用来做奶昔的粉碎机也只有一台，临到我快走时才新添置了一台烤面包机和另外一台粉碎机。橙汁这些则完全靠胖子手工榨，一旦有超过三桌客人同时点单，吧台后面就乱作一团。但是没有人抱怨，客人们彼此熟识，互相聊天，等着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亮起来，又暗下去。
所幸这会儿咖啡机运作起来，还是旧的那台，每次打奶泡时蒸汽燃烧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隆隆音反倒让我平静下来。毕竟天花板上糊着的旧报纸也都还在，吧台后面橱柜的顶端甚至还有一瓶茴香酒。这酒搁在那儿平日里几乎没有人点，简直是专门为保罗先生准备的。冬天里他还喜欢喝用滚水冲淡了的威士忌，真是奇怪的人。
而这会儿我有些记起他来，他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说是美国人，其实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最初是隔壁咖啡馆的常客，总是见他独自坐在店里公用的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有时候也跟伙计们下两盘象棋。之后因为赊账赊得厉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实整条街的咖啡馆，彼此都有沟通，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既然他混迹过来，胖子便拉不下脸来赶他走，又觉得店里需要有些这样的文艺人装点些门面，便嘱咐说一两杯咖啡的钱由着他去，但酒钱绝不含糊。胖子向来与慷慨大方沾不上边，那些经他手倒出去的酒都是用量杯比着的，绝不会手一抖就多洒出去一口。
我们都说不清保罗先生靠什么为生。他看起来有些年纪，在这儿也没有一份合情合理的工作，偶尔在一些英语期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会拿来给我们看。我们这儿大部分服务生都不懂英文，敷衍着拿过来看一会儿，点点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无所事事，倒是在咖啡馆一坐就能坐整个下午。
最初他还喜欢四处找人搭讪，他在北京待过些日子，中文说得算是不错，舌头里总是卷出些不合时宜的翘舌音。夏天时穿白色短衫与布鞋，春秋天加件米色褂子，冬天再裹件褐色毛衫，天再冷下去就见不到他了。他个子特别高，这些年间日趋消瘦，终日带着那副嗑药以后迷惘的神态，与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来，显出一种真的在认真倾听的模样。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他只是做出在听的样子，尤其在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里，他已经很少能够有集中精神的片刻。
偶尔有些夜晚他坐在尚未拆去的火车座里，对面坐着个女孩，他煞有介事地聊起诗歌和电影。我想她们都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大概也不明白，但是她们竟然都认真在听。白痴，我们在心里骂一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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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
这本小说是那一代作家中最含蓄也最坦白的叙述，文字非常敏感也非常节制。这些看起来彼此冲突的特征，正是作家想象性地处理小说素材时面临困扰的曲折反映。它的徘徊沉思，正是对青春最后的回望。周嘉宁将进入写作和生活的另一个更复杂也更壮阔的领域，她在说永别，而永别多少意味着永不再说。
——孙甘露
周嘉宁是同代作家中特别富于文学质感的一个，这部小说把青春的巨大茫然和伤痛写在她特有的文学质上。
——张新颖
再没有比周嘉宁更擅长营造小说气氛的人了。在她的小说里，你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空气的湿度和温度，街道的空旷与狭促，房间里的光线和气味……同时，外部的这一切都是指向内心的，是人物内心活动所成的镜像。在这部小说里，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是盛放情感的两个容器，如同一颗心脏的左右心房，每一个物象都是一条通向内心的血管。
——张悦然
这部小说呈现出对抗的、双重的气质：既是女孩的，也是女人的；既是天真的，也是世故的；既善且邪。她的复杂程度超过预期。人人都爱周嘉宁！
——路内
（《荒芜城》等一批作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
——《光明日报》
周嘉宁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八零后”作家。
——《文艺报》
《荒芜城》是周嘉宁至今最好的长篇，比《天空晴朗晴朗》更节制，叙事和语言更成熟。
——b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