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我经常想起导师吴之刚教授。他是一位民俗学家。
有几年时间，他是全国最年轻有为的学者之一。他还差点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死了，这把贵重的交椅就让别的教授给坐了。
要是他得了什么很关键的病，脑溢血、癌症、一触即发的心脏病，问题都好交代。事实上，他跟这些要命的病没有瓜葛。童年时代，他曾患过一种常见的哮喘病，对花粉、露珠、新鲜的冷空气过敏，然而哮喘病并没有在他的生理上留下后遗症。在他以前的病历卡上。唯一重要的病例是他曾经扭伤过腿，离伤筋动骨还差得很远，两帖膏药就对付过去了。
当然，他曾被误诊为肝癌。他就诊的枋口温泉疗养院为此事向他道过歉。他死后，医生们又一次化验了他的肝，确诊他只是一位症状较明显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像他这样的病人，全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实在算不上特殊，这样的病也太常见了。然而，我却经常回想起那个具体的情景：他站在教堂的鎏金圆顶上凌空欲飞，在雪景的映照下，他赤裸的身子活像一只大鸟。我看见他走到那个窄小的平台边缘，不停地打着寒战，而我却捧着他日后的桐木骨灰盒站在地面上仰望着他。后来，他就落下来了，下落的时候在空中划了一道浓黑的暗影，暗影蔓延过雪迹、花径、水沟，来到我跟前，将我笼罩。我在那浓密的暗影中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还会看到缪芊和常娥也在这暗影里，当暗影退尽的时候，只留下我和常娥还站在那里……这样的情景多次潜入我的睡眠，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曾在吴之刚教授门下读了三年硕士，但这层师生关系似乎并不能构成我惊梦的缘由。他死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没有能看到他死时的情景。他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师母缪芊有事提前回校之后，他是由常娥陪着度过了最后那段光阴。
可以说，导师的晚年（如果只活了四十一岁的人也有晚年的话），是他一生中最不清晰的_二段日子。一只潮湿的骨灰盒足以容得下他的生平，但我总被那些更详尽的事缠绕着，他晚年的故事在我眼前挥抹不去。
2一九八九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接到疗养院的院长王明川医师的电话，他告诉我，导师出事了。我骑车去找师母缪芊，在家属院的门口偶然遇见了常娥，她站在快食店旁边，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她提着一只朱红色的皮箱，仿佛准备出远门。我正要上前跟她打招呼，她却匆匆走开了，淹没在人流中。显然，她没有看到我。
中午的时候，我才等到缪芊。她到学校看孩子去了。她问我：“王院长究竟是怎么说的？只说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说，王院长只告诉我出了点事，得派人去一趟疗养院。
“你那么相信院长？”缪芊说，“院长可能跟你的导师翻脸吵起来了。”缪芊说着，就忍不住地笑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当天下午，我们就赶到了疗养院。疗养院离市区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建在一片山问平地里，它原是殖民地时期的教堂。在雪影之中，它就像是一座古老剧院里画工精良的布景，很远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教堂的灰色的圆顶。有五六个病人排着一字纵队从我们的汽车边走过。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院歌《春天降临》。我们沿着凋敝的花径往门口走去时，师母突然问我：“你最近见到常娥了吗？”她仿佛只是随便问问，并不要求我作回答。因为她又转过脸与司机开起了玩笑，问司机这样跑一趟，除了上缴一部分之外，自己还能落下多少钱。司机笑而不答。师母说：“你应该请客，请我们两人吃顿饭。”师母说着，又附和着那几个病人唱起了《春天降临》。一直唱到第二段结尾，我们才走到门口的阶前。师母突然站住了脚，自言自语地说：“王院长怎么没有到门口迎接我们？”她话一出口，就又显得犹豫不定。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他一周前还回过家，现在能出什么事？”我们已经走进大院。师母随意地朝各处张望着，仿佛沉浸在故地重游的喜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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