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童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因为我的父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所以我自小是在北外大院里长大的。
出国以前的全部回忆，包括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文化气息熏陶得很深。我的童年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东西两个大院里度过的。
那个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墙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稀奇的、神秘的，瞬息万变的。我每每都爬到墙上，双手弯曲放置双目之上，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试图看到更远处的景色，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早晚要去征服的战场。
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往昔，我知道我做到了，我去到了那个少年时眺望和期盼的世界。但我没想到竟然那么远，竟然是相隔万千公里的东欧。
那确实是一个新世界，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战场，那里现实的压迫和艰辛，远比童年想象的美好要多得多。
我的小学就读于北外附小，初中就读于北京万寿寺中学，高中就读于清华园中学。上中学的时候，小时候在北外大院里玩耍的伙伴，很多被分到了一个班。
当时的老师对我们这群孩子又恨又爱，爱的是这帮孩子有礼貌、有教养、不打架、不旷课，大部分都努力学习，成绩很好。恨的是思想过于活跃、前卫，玩世不恭。
甚至有的时候顶撞老师，没等老师批评我们呢，我就先跟老师讲起了大道理，有的时候讲得老师都哑口无言，哭笑不得。
偶尔我们还会对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行抨击，大谈教学方法不当，公民素养和人权之类的问题，如今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就这样带着北外子弟特有的书生酸气、洋气、怯弱、高傲，以及与院外世界的格格不入，甚至是叛逆的性格，逐渐长大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思考，开始对外面世界好奇了。
我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古董，总是爱绷着脸，天天一副老爷子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过我的父亲出身并不好，是一个真正的农村孩子，在家排行最小，上面还有四五个哥哥姐姐。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突发事件，失去了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所以我从来没见过爷爷，连张照片都没见过。爷爷去世后，父亲是在我奶奶和其他的几个哥哥姐姐的最大极限的宠爱下长大的。
随着解放的炮声，大伯当上了第一任故宫保卫队的队长，于是大伯一家来到了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奶奶和二伯父养育了我的父亲，所以父亲对他们的感情是最深的。
父亲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从就小任性，还特别的要强。看到家中的贫困和艰难，立志要靠读书改变家里的现状。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高中时代为了听外语，他甚至去做过零工，用做零工挣来的钱，买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去听外语。
我父亲为了省灯油钱，就跑到路灯下学外语，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当年全县仅有的两个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之一，还居然考上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而在此之前，他拒绝了去师范学院读书，也拒绝了将来做教师的机会。
那时上师范学院，每个月开十五块钱生活补贴。那个年代十五元对于农村家庭，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有一个稳定工作，每月开上十五元工资，生活是美得很的。
家里都劝他去，他就是不去，因为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并能以此光宗耀祖。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在毕业之后没有分到外交部，也没有分到广播电台、总参、国家教委这样有前途的事业单位。
而是被迫留校，做了一个他一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人民教师。
我的母亲生在山东，长在开封，三岁就失去了亲生母亲，后妈的虐待让她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一名北京葡萄酒厂的普通工人。
她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没有体会过亲人之间的和睦与恩爱，所以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体贴的太太和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安排家庭的生活。
那会儿我们家有公粮吃，有配给，还有购物证和粮本，每个月可以买到配给的东西，而农村几乎啥也没有。
所以逢年过节，要么二伯，要么他的孩子，总会骑着自行车，驮上很多白薯、花生之类的土产走几百里地，来到我家，住上几天，我们家也在这期间尽量用家里最好的食物、酒水来招待。
我的二伯有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以外，都是男孩子。他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孩子们长大了，当然要娶媳妇。
娶媳妇要盖房子、要请客的时候，也都会来我们家，我父亲能给二伯的，都会给。包括现金、大米、白面、副食、面票、粮票等。
而家里的东西也常常消失，有时甚至就连碱面儿都会被拿走，而我记得最贵重的东西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在一次老家来人以后再看不到了。
父亲只顾老家不顾现在的家，这行为招致我母亲的反感，毕竟这里有老婆孩子呀！
我作为一个孩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只是自己肚子也是饿着，也会馋好吃的东西。在我父亲的思想里这是孝顺，因为自从我爷爷英年早逝之后，我的伯伯们，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照顾了他很多年，直到把他送入大学。
父亲和母亲两个都是出身卑微的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样一个充斥着学府酸气的氛围中，其实是压抑的、自卑的。
因为很多老师出身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像我父亲这种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地位其实是不高的。
在那个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里，教师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当然更没有经济地位，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才五六十块钱。加之母亲身体不好，上班的地方又远，劳累且营养不良，总请病假，所以每月拿到手的钱，根本就没多少。
贫穷是可怕的，它可以抹杀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珍贵的东西，甚至能揭开每个人温和表面后的冷漠，这就是生物的本性。
生活的艰难、文化水平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低下，导致两个人脾气暴躁，经常发生矛盾和口角，甚至吵架，偶尔还会有肢体碰撞。后来多少次吵着离婚，经同事、领导、亲戚、朋友的多方劝阻和开导，婚姻勉强维持了好多年。
从我记事起，父母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吵闹、抱怨中度过，所以在整个北外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北外教师家庭中，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和谐是非常有名的。我的家庭完全跟北外大院的氛围是不相当的。
同时在北外大院，那样大吵大闹的家庭只有两家。一个是我们家，一个是我爸爸同事的家。我们家吵架打架的事儿，早已是北外大院所有老师家庭中饭后的谈资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来传去，传得大家都知道，都了解了，也就不传不说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父母情绪的不稳定，使得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打骂声中、争吵声中度过的。父母的矛盾、婆媳的矛盾、父亲的压抑、母亲的不平衡，经常会变成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
因此一回忆起我幼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我都会不寒而栗，不敢去想，更不愿意正视和面对。我愿意在北外大院里玩儿到黑夜，但就是不愿意回到那个家吃饭睡觉。
在家中因为挨打被邻居嘲笑，而在幼儿园，贫穷的童年中，我没有新衣服，也因此被小朋友看不起。
由于精神压力很大，我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尿床，天天尿床，然后被老师和同学们嘲笑，被父母批评、打骂，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直到十四岁的时候，我才开始不尿床了，却开始口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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