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孩子们有着其乐无穷的童年。任何一点破烂，一只不起眼的小生物，或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能给他们带来莫大快乐。他们最爱欺负姨妈家旁边一栋楼里的疯女人璐璐。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变疯的。自我记事起，她便站在窗后自言自语，重复着同一个句子：“晚上我在河边等你。”孩子们春天朝她扔刺毛虫蛋，夏天扔刺毛虫，秋天扔癞蛤蟆，冬天扔点燃的小鞭炮。她总是一声不吭地关上窗，秀美呆滞的脸贴在窗玻璃上。
捉弄够了疯子璐璐，孩子们大笑着拥至姨妈家门前的碉堡旁。姨父告诉我过很多遍碉堡的历史，我却总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时造的。碉堡里空间狭小，只挤得下两三个小孩。他们常常为了谁该攻占碉堡，谁该在外面守卫而争吵不休。由于姨妈家得天独厚的地势，我只要等到外面安静了，一跨出家门便能轻易占领碉堡。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幻想的时光。我把它当成我的家，我一个人的家，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天地。
1982年，我上小学那年，世界发生了巨变。东面的小河被填平了，河对岸的农田被推土机铲平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姨妈家门前的碉堡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臭气熏天的简易平房和一群衣衫肮脏的民工。孩子们游戏的天地转移到了工地上。他们用沙子将彼此埋起来，躲在水泥管道里捉迷藏，收集晶莹发亮的石头……他们暂时忘了疯女人璐璐，开始欺负民工的孩子。“Pig！Pig！”他们用新学来的英文单词骂那些孩子。民工孩子回过头，脸上升起莫名的厌恶，迎接他们的是放肆的大笑。
不出两年，便陆陆续续有陌生人从市区搬迁过来。他们一边抱怨，“什么破地方，要什么没什么，”一边用双手勤勤恳恳地搭建起个温馨的窝。远方更多的农田在消失，更多的楼房在矗立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家庭来到我们中间。每次开学看到新的插班生总是让人兴奋。他们的家长有跳芭蕾舞的、唱京戏的、经营马戏团的、开饭店的、在公交公司管调度的。我们的春游秋游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出游时的交通和伙食也立马提升了。二十四栋楼上方的天空从那时起开始变得苍白狭小。
十二岁上初中那年，我随姨妈姨父搬离了二十四栋楼。离开时，楼前寂寞的柏油大道变成了交通要塞，楼后蹲满小贩的泥路变成了嘈杂的购物街。然而不知为什么，记忆中的二十四栋楼却永远矗立在灰白的天幕下。打桩机铿锵郁闷的声音机械地回响在天际。孩子们尖利的欢叫时不时将这空旷刺破。风吹散他们的笑声，天地又恢复了寂寥。
在这片灰白的天幕下生活着一群伶牙俐齿，乐观坚韧的人们。也许是生活太单调了，他们的嘴一刻不停：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车间里、食堂里、澡堂里、菜场里、厨房里、饭桌上、床头枕边……他们用粗俗市侩的语言说，谁谁谁的老婆跟谁谁谁的老公扎姘头，谁谁谁的公公因强奸被关进提篮桥，谁谁谁的儿子是个戆大因为谁谁谁不听一切劝阻跟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结婚……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露出畅怀的欢笑。人世间的无奈和无情仿佛全在那一刻灰飞烟灭。由于长年累月津津乐道彼此的隐私，他们看起来永远那么快乐。
我不幸也是谈资的一部分。从四五岁起，我就听到大人小孩在背口议论我的身世。流言有很多个版本，有人说我是被河对岸老农抛弃在菜地里的，有人说我是被未婚父母抛弃在街头的，还有人说我的父母不要我是因为我不男不女。走在路上，大人们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孩子们则在我背后戳戳点点，叫道：“阴阳人，阴阳人！” 某天，一个陌生男子在放学路上截下我。他跳下自行车，连撑脚也来不及支起，便朝我扑来。只听到自行车哐铛一声倒地，他抓起我的裤腰就要往下拔。“让我检查一下你到底是男是女！”我大叫一声，甩开他，奋力向前奔去。一些路人经过，停下脚步好奇地看我，他没有追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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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欣然/母爱桥创建者/《见证中国》作者、英国卫报等欧美媒体自由撰稿人
“作者巧妙地借现时国际化的都市生活和个人的欲望情愫，用支离破碎的记忆和执着的探索，揭开人们小心翼翼藏在心底的关于旧时的秘密，带你去体验那个封闭却又狂热的时代里的感情、家庭和社会生活。这种追寻－－无论对爱情，还是对一本失藏多年的旧书——起初看似平常，最后却震撼人心。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相当个人化的故事，也是一张充满真实的想象的浮世绘。”
——舒春艳/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岳韬以一本《红蟋蟀》进军中国文学界。她的精心构思帮助我们定义一个后现代的中国。作者以主人公层层展开的内心和外在冲突回归到中国文学之根。然而，通过呈现一个海归在融入既熟悉又陌生的母环境时所体验的冲突和挣扎，作者又在传统的主题和韵味中又掺杂了西方现代元素。这是一本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达西·卡斯纳·涛瑞斯/作家、编辑（美国）
“我们知晓多少中国家庭的秘密？《红蟋蟀》是一个美丽的，令人沉浸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在东西文化间徘徊的中国女性寻找自身秘密的历程。”
——伊兰·奥希瑞/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以色列）
既有侦探小说迷离的悬疑张力，又有现代爱情的无常和缠绵放浪，这是一本好看的小说。”
——丘彦明/作家、画家（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