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我今天到《读书杂志》的编辑部去,看见新寄来的三篇文章:两篇是胡堇人和刘掞藜二君驳顾颉刚君论古史的;一篇是顾君答刘胡两君的信。他们辨驳的问题,我暂时不加入讨论;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未曾仔细研究,虽然我是很赞同顾君的意见的。我现在所要说的,是因看了胡刘二君的文章而联想到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三件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不限于这三件,不过我现在只想到这三件罢了)。下面虽然借着胡刘二君的文章做个例,其实和胡刘二君所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
一
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但辨伪的工夫是常常要用着的,并不限于第一步)。前人辨订伪书伪物,有许多已有定论的,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一则可以免被伪书伪物所欺,二则也可以省却自己辨订的工夫。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太不注意这事了,所以常要误认已有定论的伪书伪物为真书真物。如胡堇人君相信峋嵝碑真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这是杨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讲历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书纪年》为汲冢旧物;讲文学的人相信东晋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之诗;……都和胡君犯着同样的毛病。我以为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崔述的《考信录》,康有为的《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辨伪的名著,都是研究国学的人应该先看的书。
二
仅仅知道了前人辨伪的成绩还不够事,因为前人考订所未及或不敢认为伪造的书物还很不少。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是发见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便不应该再去轻信它;尤其不应该替它设法弥缝。我看了刘掞藜君论《尧典》的话,觉得他是错误的。刘说全本梁启超君;我现在把梁说错误之处说明如下。梁君因《尧典》中有“蛮夷猾夏”一语是“时代错迕”而疑为伪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页一七五);又因《尧典》所记中星在公历纪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而说,“《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同书,再版,页一五九)。我以为“猾夏”一语确可认为伪书的证据(梁君此疑,本于其师康有为君的《孔子改制考》,中华民国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页五);而中星的问题却还不能认为真书的证据。
我们说《尧典》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这话。现在姑且让步从旧说认《尧典》为古史,尧舜是有这两个人的。但尧舜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实在无从知道;因为比较可信的旧史只有《史记》,《史记》的纪年始于周召共和元年,即公历纪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这以前的年代便绝无可考。尧舜的时代既无从知道,那就不能因《尧典》所记中星合于公历纪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的情形而认它是尧舜时代的真书了。其实《尧典》之不足为信史,梁君也很知道,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说《虞夏书》是周人所追述的(页二八及三七),只因被“弥缝”之一念所误,于是总想保存它一部分,认为尧舜时代的真书,而不顾立说之难通了。这个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庸》《礼运》《毛诗》《周礼》诸书常常有人揭穿它们可疑之点,而常常有人替它们弥缝。弥缝的原故便是“不敢疑古”。他们总觉得较后的书可以疑而较古的书不可疑,短书小记可以疑而高文典册(尤其是经)不可疑。殊不知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近来如梁启超君疑《老子》,胡适君和陆侃如君疑《屈赋》,顾颉刚君疑古史,这都是国学界很好的现象。我希望研究国学的人都要有他们这样怀疑的精神。
三
我觉得胡刘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经”的色彩,因此联想到现在治古史的人仍旧不脱二千年来“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他们认经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为不然。我现在且不谈我的“离经畔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姑照旧说讲,也不能说经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旧时说经,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虽彼此立说不同,但总不出“受命改制”“王道圣功”这些话的范围;没有说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到了近代,章学诚和章炳麟师都主张“《六经》皆史”,就是说孔丘作《六经》是修史。这话本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且不论。但我们即使完全让步,承认二章之说,我们又应该知道,这几部历史之信实的价值远在《史记》和《新唐书》之下;因为孔丘所得的史料远不及司马迁、宋祁、欧阳修诸人,“夏礼殷礼不足征”之语便是铁证。梁玉绳对于《史记》还要“志疑”,吴缜对于《新唐书》还要“纠谬”,则我们对于《六经》更应当持“志疑”“纠谬”的态度,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的。
青年与古书
现在的青年,应不应该叫他们读古书,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上对于这问题的意见,约有三派:
(甲)主张应该读的。这又可分为两派。A派以为:“古书中记着许多古圣先贤的懿训格言和丰功伟烈,我们应该遵照办理;古书的文章又是好到了不得的,我们应该拿它来句摹字拟。”这派算是较旧派。B派对于A派的议论也以为然,不过还要加上几句话,便是什么“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的道德文章是我们的国魂国粹,做了中国人便有保存它光大它的义务;这些国魂国粹存在于古书之中,所以古书是应该读的”这类话。这派自命为新派。
(乙)主张不应该读的。他们以为:“中国过去的道德,是帝王愚民的工具;中国过去的文章,是贵族消遣的玩意儿。它们在过去时代即使适用,但现在时移世易,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僵石了。我们自己受它的累真受够了,断不可再拿它来贻误青年。所以青年不应该再读古书。”这派中还有人以为:“中国过去的文化,和辫子小脚是同等的东西。这些东西,赶快撇清它还来不及,把它扔到茅厕里去才是正办;怎么还可以叫青年去遵照办理呢!”
(丙)也主张应该读的,可是和甲派绝对不同。他们以为:“古书上的记载的都是中国历史(广义的,后同)的材料。人类的思想是不断地演进的,决非凭空发生的,所以我们一切思想决不能不受旧文化的影响,决不能和我们的历史完全脱离关系。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我们的历史是光荣的或是耻辱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它。这是应该读古书的理由。”
我对于这三派的议论,是同意于丙派的。现在先把甲乙两派批评一下。
甲派之中,A派的主张,完全不成话;用乙派的话,足以打倒它了。至于B派,虽然自命为新派,其实他那颟顸之态既无异于A派,而虚骄之气乃更甚于A派。国魂国粹是什么法宝,捧住了它,国家便不会倒霉了吗?那么,要请问,二千年来,天天捧住这法宝,并未失手,何以五胡、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闯了进来,法宝竟不能显灵,而捧法宝的人对于闯入者,只好连忙双膝跪倒,摇尾乞怜,三呼万岁,希图苟延蚁命?这样还不够,他们又把这种法宝献给闯入者,闯入者便拿它来往他们头上一套,像唐僧给孙行者带上观音菩萨送来的嵌金花帽那样;套好之后,闯入者也像唐僧那样,念起紧箍儿咒来,于是他们便扁扁服服地过那猪圈里的生活了。嘿!真好法宝!原来有这样的妙用!到了近年,帝国主义者用了机关枪大炮等等来轰射,把大门轰破了,有几个特殊的少数人溜到人家家里去望望,望见人家请了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Democracy)、穆姑娘(Moral)当家,把家道弄得非常的兴旺,觉得有些自惭形秽,于是恍然大悟,幡然改图,回来要想如法炮制。最高明的,主张“欧化全盘承受”;至不济的,也来说什么“西学为用”。这总要算大病之后有了一线生机。不意他们“猪油蒙了心”,还要从灰堆里扒出那件法宝来自欺欺人,要把这一线生机摧残夭阏,真可谓想入非非!说他虚骄,还是客气的话,老实说吧,这简直是发昏做梦,简直是不要脸!抱了这种谬见去叫青年读古书,真是把青年骗进“十绝阵”中去送死!
乙派的见解,我认为大致是对的。他们之中,有把旧文化看得与辫子小脚同等,说应该把它扔到茅厕里去。这话在温和派看来,自然要嫌他过火,批他为偏激;这或者也是对的。但是现在甲派的惑世诬民,方兴未艾,他们要“率兽食人”,则有心人焉能遏止其愤慨?我以为乙派措辞虽似偏激,而在现在是不可少。我们即使不作过情之论,也应该这样说:旧文化的价值虽不是都和辫子小脚同等,但现在的人不再去遵守它的决心却应该和不再留辫子不再缠小脚的决心一样;对待旧文化虽然不必一定把它的全数扔下茅厕,却总应该把它的绝大多数束之高阁!
可是无论说扔下茅厕还是束之高阁吧,这自然都是指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书扔下茅厕或束之高阁。那末,古书汗牛充栋,触目皆是,谁有遮眼法能够不给青年看见呢?有人说:遮眼法之说不过是戏谈,而禁止阅看或者可以办到。我说:禁止之法,乃是秦之嬴政与清之爱新觉罗·弘历这种独夫民贼干的把戏,我们可以效法吗?要是禁止了而他们偷看,难道可以大兴文字狱而坑他们吗?
据我看来,青年非不可读古书,而且为了解过去文化计,古书还是应该读它的。古书是古人思想、情感、行为的记录,它在现代,只是想得到旧文化的知识者之工具而已。工具本是给人们使用的东西,但使用必有其道。得其道,则工具定可利人;不得其道,则工具或将杀人。例如刀,工具也,会使的人,可以拿它来裁纸切肉,不会使的,不免要闹到割破手指头了。使用古书之道若何?曰:不管它是经是史是子是集(经史子集这种分类,本是不通之至的办法),一律都当它历史看;看它是为了要满足我们想知道历史的欲望,绝对不是要在此中找出我们应该遵守的道德的训条,行事的规范,文章的义法来。
若问为什么要知道历史,却有两种说法。一是人类本有求知的天性,无论什么东西,他都想知道,祖先的历史当然也在其中。这是为知道历史而知道历史,质言之,是无所为的。一是我们现在的境遇,不能不说是倒霉之至了。这倒霉之至的境遇是谁给我们的?是祖先给的呀。我常说,二千年来历代祖先所造的恶因,要我们现在来食此恶果。我们食恶果的痛苦是没法规避的,只有咬紧牙根忍受之一法。但我们还该查考明白,祖先究竟种了多少恶因;还有,祖先于恶因之外,是否也曾略种了些善因。查考明白了,对于甚多的恶因,应该尽力芟夷;对于不多的善因,更应该竭诚向邻家去借清水和肥料来尽力浇灌,竭力培植。凡此恶因或善因的帐,记在古书上的很不少(自然不能说大全),要做查帐委员的人,便有读古书之必要了。这是为除旧布新而知道历史,是有所为的。无论无所为或有所为,只要是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读古书,都是很正常的。
对于青年读古书,引纳于正轨而勿使走入迷途,这是知识阶级的责任。但是近来看见《京报·副刊》中智识阶级所开列“青年必读书”,有道理的固然也有,而离奇的选择,荒谬的说明,可真不少。我对于这班知识阶级,颇有几分不信任,觉得配得上做青年的导师的实在不多,而想把青年骗进“十绝阵”去的触目皆是。这实在是青年们的不幸。可是,这又有什么法想呢?
古书虽然可读,可是实在难读。怎样解决这难关,也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浅陋的我,当然更没有解决的法子,不过或者有几句废话要说,这个,过些日子再谈吧。
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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