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关于建筑发展性质的一般看法，也许最好从《建筑的进程与趋向》一书中摘引一段来概括。这本书是一位利物浦的建筑师塞缪尔·哈金斯写的，出版于1863年。在题为“未来风格”的一章里，他写道：“我看风格的兴起和变化的全部历史，事事都在表明追求一种新风格的傻念头。我们对其本源稍有了解的每一种风格，都不是由意志的行动而产生的，也不是由某些人发明出一种新风格；而是自发的，来自环境的，由某些伟大的政治、智力或宗教革命所导致的。”
可是，也有一些情绪更激进的建筑师，从过去这些同样的教训中，正好得到相反的推论。他们同意伟大的智力和政治革命确实是出现过的；他们也同意诸如百科全书派那样的智力革命工作或者像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正是在建筑中必然出现伟大变革的充分原因。但是，据他们说：这些变革，正如出现在思想、政治和手工艺方面的变革一样，都不是天然力量的自发结果，而是由个别人物的意志所造成的。
18世纪末的建筑，有四位建筑师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是约翰·索恩，E·L·部雷，C·N·勒杜，J·N·L·迪朗。他们的态度是明显革命的而非渐进的，他们的目标不是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以引用和重新解释旧的原则来保存传统：他们自己重新加以评价的正是这些原则。他们没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的原则也没有长期被系统地继续实行，实际上表现他们理想的那些建筑样式不久就被放弃了，并且在以后百年内也从未再度流行。但是，这些建筑师理应被尊为现代建筑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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