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论坛”，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更高奖——“国家友谊奖”。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城镇模式。近代西方文明，特别是英语文明，是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城镇——无论是建筑形式、土地部署、基础设施等都是按增加资本效率和回报来决定；在现代城市里，人渺小而无奈，完全处于被动。西风东渐，中国的城市建设和规划都以西方为范式；连对城市的不满之声也是模仿西方的。

　　城市规划聚焦于城市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为城市人提供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柏拉图的“恒”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

奥古斯丁的“性恶”

两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

亚里士多德的“变”　

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

阿奎那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

古雅典的“民主”　

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

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

洛克的“自由”　

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

城市人　

“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

再谈城市人　

“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 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