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英文学术专著13部，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等。主编中文学术著作十多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民主：中国如何选择》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日益积累，伴随着“精英寡头化”的，是愈益严重的“下层民粹化”，社会面临失序危机。尖锐的矛盾如何化解？社会怎样才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多年来，作者疾声呼吁“保卫社会”，调整政策思路，进行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整体性改革，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本书对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睿智、冷静、独到的建设性思想。

阅读此书，“对客观认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增强执政的忧患意识，对于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工作举措，对于完成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认识，都会大有裨益”。

                                                                      ——2012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本书作出批示

当下时政类图书很难做，一是作者很难找，要么过左，要么过右，二是选题难做。《保卫社会》一书有独立的观点，但不偏激，提出的是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很不容易。

                                                                            ——柳斌杰在2012年第22届全国书博会期间对本书给予的评价

郑永年数年来呼唤“保卫社会”，分明感到“中国崛起”背后的隐忧——社会不存，任何发展焉有所得之理？ 我相信，他们是在为我们这个社会所忧，为我们的家园泣血呐喊。愿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

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永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态度上的理性及务实，毫无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偏激和狂傲，郑永年在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国内问题的建言上也极其中肯，基本上立足于中国国内的现实情况提出建议，而不像某些专家学者那样把西方那些东西拿过来生搬硬套，最后弄出来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对中国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益。

                                                                                                      —— 《文汇报》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也导致了任何一个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现状，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当前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脆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当然对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缺失中产阶级导致后果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十分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不同，但他们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反，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社会上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社会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他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比较普遍。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就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整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思潮所主导，互相折腾撕裂，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主流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他们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与经济奇迹共生的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何发育不良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一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可是，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现实，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的成长。

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但不外乎是两个主要的方面，即以经济收入、财富具有为核心的硬性指标和以价值、文化等为核心的软性指标。从历史经验看，前者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早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经济和财富这些硬性条件的出现，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但后来的改革开放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中产阶级成长最快。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部分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本仅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格局，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大致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更影响着收入分配，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其中不少与其说是财富创造者，不如说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与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要钱。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加以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面临更为巨大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迟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消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但国内劳动者的低工资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各级政府总是站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国内，工会往往更多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就会遥遥无期。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特权阶层的存在。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特权阶层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力，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国内，这个社会化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牢固存在。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无力。道理很简单，如果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那么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中产阶级的缺失导致中国失去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即便是权势和财富阶层也认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在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终究是一场“零和”游戏。所以，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同时要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于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目录与正文】

修订版自序

第一部分  从GDP主义到保护社会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002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006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011

GDP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017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023

盯着老百姓钱袋的经济政策028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034

第二部分  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秩序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040

社会稳定需要大力扶持中间力量043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049

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055

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说明了什么061

政府官员为何缺乏社会改革动力？067

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073

第三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

中国的公平经济学080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083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087

限制特权091

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公平一些？097

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103

第四部分  房地产与社会改革

目录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112

“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118

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124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129

房地产改革的下一步134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什么139

第五部分  教育改革和中国人才培养困局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146

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150

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154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160

改变“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面165

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170

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175

第六部分  土地、农村和农民工

农村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政治变革182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186

资本虎视土地如何确保赋权农民191

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196

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201

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210

第七部分  社会思想与道德危机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崛起218

“中国墙”224

谁应对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229

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234

道德解体的根源241

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体系249

中国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256

第八部分  社会矛盾、冲突与暴力

群体性事件的突显说明了什么262

对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266

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271

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276

暴力蔓延的社会起源281

当代社会暴力的制度基础292

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299

第九部分  如何保护和重建社会

国家发展权如何转化为社会民生权306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社会管理的方向312

行政体制改革要迈向小政府、大社会318

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329

土地问题是农村社会秩序建设的核心问题335

摆脱司法衰败和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342

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