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观骆越之种骆田——即架田，能从中南半岛之沼泽地带，经过两广河网地带，直到贵州山岳地带；或者倒过来，从山岳到沼泽，可说高下成宜都可种架田。我们倒难免追问：降生于丘陵丛林的猿人，在人猿揖别之后，跨过文明门槛，兴起农业，究竟是先上山岳种架田呢，还是先下沼泽种架田呢？
我们前文已提到，四川考古学家早已发现，溪河对古人友好，在溪河中从事采集的古人踪迹不难发现。古人若要扩大采集区，是沿溪而上者多？还是顺流而下者多？我们不难得到答案：沿溪而上为先。上游是已知事物，是生命之源，知之既稔，渐感其具有灵性、神性，对古人有天然吸引力。下游流向何方，变成啥样，俱属未知，不去为佳。一旦人们发现溪流中天然形成的葑田，人们会感到这种环境特别能供应生活资料；如果偶然发生因自然倒树搁成架田，人们就不难模仿而造成人工架田。这架田的发展应该也是沿溪而上，养活更多古人，直到穷源竞委，登峰造极，必有神灵在上，造福生民。像神农架顶，还有大片高山湿地如大九湖，成为天然架田，这里被人称为“神农架”，岂非天与人归？中国的山岳崇拜，应该早于其他地貌地物的崇拜。
农业应从沼泽边缘兴起，这是我以往研究沼泽所得结论。但这并不妨碍“前农业”“萌芽农业”首先出现于山溪或日山岳地带。古代中国，曾经有过洪水时代——全世界莫不皆然，有类似的洪水时代传说。那时的中国，除了山，就是海。那时的海，就是遍布中国的淡水海，后来干涸成沼泽。洪水时代的沼泽边缘，陆地有限，对人类不可能太友好。即使《禹贡》时代的长江大河，流进了沼泽，例如四川盆地、湖广盆地、江西盆地……就算入了“海”，到了终点站。所以更早记述中国地理的书《山海经》，所记的就除了山，只有海，至于“原”“野”，都很次要。只有到了《禹贡》时代之后，中国最后一次洪水期终止，沼泽经过“大禹治水”——其实绝对因素是自然干涸，中国古人才敢进入沼泽、逐步开发。而沼泽边缘天然生成的蒿排、葑田，才能为沼泽居民提供栖居之所。中国各地区古人随沼泽干涸之先后跨入文明门槛，开始加速创建文化。沼泽中的蒿排如果要兴农业，有现成的山岳溪壑的“架田制度-可以仿行。所以架田制度立即与蒿排紧密结合，难解难分，有时甚至成为可以互相取代的名称。神农架是架田之源，也就是中华农业之源——“神农架”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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