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禹河故道
人类的文明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自远古黄河河道雏形初定至禹治水后形成禹河故道，地质运动已经持续了两百万年。在禹之前人类文明并无文字记载，黄河虽然在整个华北平原漫流游荡，其活动范围也被周围山脉所严格限定：黄河流出山陕峡谷以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东有泰山和山东半岛的丘陵高地。从总体格局来看，经天地造化而成的黄河，迁延于燕山南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的巨大冲积扇间，而鲁西南地区的丘陵高地，作为冲积扇的中轴，则成为华北平原上淮河、海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证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即便我们今天用所谓科学的态度来质疑古代史学研究中的“经义治河”，也完全不必视之为迂腐，因为历史已经把这条河道归功于代表了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禹身上。
《山海经》是目前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书。
书中以昆仑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禹治理后的流路，“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也就是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经人类社会管理而又自然流动的黄河河道了。
因《山海经》语焉不详，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据传《禹贡》为禹所著）又对这一段描述做了进一步猜测，认为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磔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用今天的地名来描述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流至山、陕交界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达到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向北流入大陆泽，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然后注入渤海。
禹河故道，便是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第一次定位。
而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地位也是特殊的。
史书把古代中国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称为“四渎”，即四条自有源头并独流入海的大河。
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黄河是所有大河的起源，“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河源考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那么，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对禹河故道的描述里都有“积石”之说，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也曾有诗云：“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找到了积石山，也就离河源不远了。
但实际上，长久以来，人们对黄河河源争议不断，正是因为不知道积石山到底在哪里。各地为争河源，无不竭尽全力。为证明积石山在其境内，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甚至将河州（今甘肃临夏县）改名为导河县，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藏，松赞干布“迎亲于河源”，据考证就是在青海玛多县的星宿海。这里海拔4300米，水草繁茂、降雨丰沛，整个湖区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星罗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在太阳照耀下繁星点点，灿若银河。一直很好奇是哪位先贤有如此曼妙的想象力，或许他也曾真诚地以为这里便是星星的寓所，才有了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星宿海。
在古代历史上，清朝可能是距离河源真相最近的时期，当时“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派出的使臣中有一个喇嘛，叫作楚儿沁藏布，发现星宿海之上还有三条河流，惊喜之余，他溯源直上，终于发现了上游的“古尔班索罗谟”，即我们今天所说黄河河源的三条支流——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扎曲。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河源查勘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楚儿沁藏布等人成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两年之后，清政府铜版《皇舆全揽图》第一次在地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名称，这也是世界地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2年，中国确定约古宗列曲（当地藏民称之为玛曲）为黄河正源，这也正是楚儿沁藏布等人发现星宿海之上三条河流中最古老的一支。
同学会
刘大夏是明天顺八年的进士。明清时期，乡试同一年考中的举人、会试同一年考中的进士，都可以称为“同年”。同年是官场交结的重要纽带，在仕途生涯中，同年往往同声相和，形成一个圈子，有点像当今的同学会。
到弘治十六年，是农历甲申年，当年的甲申一科进士大多已成为朝廷精英，高官名流云集了。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天顺八年的进士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同学会”，聚会处在刑部尚书闵珪府第之达尊堂。
参加聚会的十人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朝中任职，只有王轼在南京任职。恰逢王轼来京办公事，十人在相约聚会，并请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师吕纪绘制了各人身着官服的同学聚会长幅画卷。
令人惊喜的是，《甲申十同年图》的绢本彩绘版历经战乱竟然留存了下来，我们今天也才有机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五百多年前大明朝的这次进士同学聚会盛事。
画面上人物分为三组，从卷首起第一组三人分别是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吏部左侍郎焦芳、礼部右侍郎谢铎；第二组四人分别是工部尚书曾鉴、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右侍郎张达、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第三组三人分别是户部右侍郎陈清、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
从画面来看，此次聚会时经过精心准备，少不了惯有的宴饮唱和。十人中只有焦芳因赴湖南公干，并事先预留下旧稿，因此图中每人的相貌均为真实的写照。全副画背景衬以梧桐、修竹、芭蕉、松树，其间穿插几案、书册、酒具以及童子数人，景物简练有序，而无过多渲染，令人印象深刻。
甲申一科人才之盛，在整个明朝也是少有的。在十同年中，有“一大学士、一都御史、四尚书、四侍郎”，皆为最高权力机构成员，这样一来，明朝权力中枢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皆有他们的身影。
“十同年”在历史上多有修名，只有那位缺席聚会的焦芳有恶誉，也正是因为其混迹于阉党，后来还差点害死了刘大夏，后文我们还会再说。
李东阳在《甲申十同年图》的序言中写到刘大夏形象时有如下描述，“为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者，面微方而长，须鬓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而中坐”。
四十年一晃而过，遥想当年初中进士时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已是满头华发，韶华易逝，世事无常，相视一笑，更加珍惜同学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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