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在调整国家机制的同时，重点提出了制定宪法与修改条约这两大课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女式洋装便与修改条约这一课题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与诸列强之间签署的条约是承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到了明治时期，历任外务卿（后来的外务大臣）为了修改这些条约，都致力于与列强展开交涉。其中，井上馨为了有力推动条约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欧化政策，旨在实现从建筑、城市规划到衣食住风格、仪式、社交礼仪等的全盘欧化，向他们展示日本的文明形象。作为施行欧化政策的一个环节，井上开始着手建设用于宴请、招待海外来宾的社交场所。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在麹町区内山下町一号建造了一座砖式二层洋楼。该建筑物竣工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被命名为“鹿鸣馆”。鹿鸣馆经常举办一些欧式宫廷风格的豪华晚会、音乐会或慈善义卖会等，成了欧化主义的象征。有一些词汇可以代表这个推行欧化主义的时代，而“鹿鸣馆”这一标志性建筑也包含在内。
在鹿鸣馆，最引人注目的是宴请政府高官、皇族、华族 、各国大使与御雇外国人的晚会。晚会遵循西洋的社交礼仪，夫人也随同出席。在鹿鸣馆竣工之前，这类晚会多在芝离宫内的延辽馆、工部大学、官邸等多地举办。晚会种类繁多，其中只有纪念天长节 的晚会逐渐固定下来。这一规模庞大的晚会一般由外务大臣夫妇主持，自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辽馆、帝国宾馆等地多次举行。根据报道天长节晚会的新闻评论分析，出席晚会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外交任务，她们所穿的洋装成了彰显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为了招待外国人、筹办晚会，需要了解欧美诸国的传统礼法、掌握国际礼仪。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担任外务卿的同时被任命为外宾接待礼节调查委员长，与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共同负责对礼节规矩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井上二人完成了“内外交际宴会礼节”一文，囊括了晚会的目的与时间、自助餐的形式、礼法、宴会厅、邀请函的寄送时间与书写方式、宾客的座次、主办方设宴款待的礼节、男女化妆室与礼服的种类等内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欧美的一八七六（明治九）年，他多次携带夫人武子、养女末子出席各类社交场合，并教给她们外语、社交礼仪与礼服的穿法等。直至晚会举办之前，无论男女都有必要学习社交礼仪，尤其是女性，更需要来自政府高官家庭的帮助。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鸣馆举办了竣工纪念晚会。在这场晚会上，身穿洋装、会跳舞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除了洋装以外，出席晚会的女性中也有的穿着纹付 白襟和服，而来自宫廷的人则穿着袿袴（详见下章）。除了井上武子与末子，会跳舞的女性还包括驻意大利外交官锅岛直大的夫人荣子、驻俄罗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长期留学美国的女留学生大山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据说，当时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既不穿洋装出席宴会，也不在宴会上跳舞。
因此，鹿鸣馆从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月开始举行舞蹈彩排，由驹场农学院的德国兽医学教师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担任舞蹈老师。第一次彩排是为筹备一周后到来的天长节晚会而举行的，井上馨、大山严、森有礼等政府高官的夫人们都参与了这次彩排。经过种种努力，掌握社交知识与礼仪、在晚会上翩然起舞的女性越来越多，甚至当时欧美流行的裙撑款式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裙撑款式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一种衣服款式：以紧身褡束缚腹部，腰后系有支撑隆起部分以突出腰身的围腰。群撑指的是使裙子后腰膨胀起来的围腰构造，包括加入棉布的圆形坐垫，在含有马毛的硬质布料上添加褶皱、鲸鱼骨头或钢圈等各种样式，以细绳或束带连接腹部。
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鹿鸣馆天长节晚会由井上馨主持。出席晚会的皇族、参议、各国公使以及他们的夫人等共约一千三百人。在这场晚会上，日本女性也参与到舞蹈之中，有的女性还穿着袿袴跳舞，“夫人们或穿西洋服装，或穿日式服装，穿着日式服装的女人们发梳垂髻、身着绯色袴衣，迎着奏乐翩翩起舞”。
翌年，也就是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法国海军将校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参加了天长节舞会，并留下了描写当时晚会场景的文章。对于女性的洋装，洛蒂尤为赞赏的便是井上馨的夫人武子以及锅岛直大的夫人荣子。洛蒂回忆了他对武子的印象：
“当时，一位手套戴至肩部、发梳美丽发髻、五官秀气俊俏、无可挑剔的女性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呆了。因为搽着白粉，所以无法辨别她的年龄。细绢长裙的衣襟上装饰着仿若盛开在森林里的碎花，色调是极为淡雅、素朴的浅紫色，难以言表地恰如其分。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的硬质刺绣下，遮掩着刀鞘形的紧致衬衣。总而言之，巴黎流行的时装款式在这位玉舆一般的令人惊叹的女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洛蒂高度赞赏了武子的洋装，对她寒暄时的礼貌也抱有好感：“如美国女人一般”。但是另一方面，洛蒂对于武子和荣子以外的其他日本女性则作了如下描写：
“啊！然后是这些女人们仔细观察，无论是稳坐在椅子上的年轻少女，还是如背景墙一般紧挨墙壁排列的母亲们，她们多多少少都令人感到吃惊。（略）但是，她们的容貌尚可，并不土气，手非常小，穿着直接从巴黎引进的服饰可是，那些吊梢眼流露出的微笑、向内侧弯曲的足部、扁平的鼻子总令她们看上去有些异样，让人觉得一点都不真实。”
尽管洛蒂承认如壁画一般的女人们穿着的洋装的确是“直接从巴黎引进的服饰”，但是它们穿在日本人身上，却令他觉得不协调：“异样”，“丝毫感觉不到真实”。而关于舞蹈，洛蒂叙述道：“她们的舞姿很标准。（略）但那是照本宣科的舞蹈，全然不见个性的彰显，如同人偶一般。”即便是经过排练的舞蹈，在洛蒂看来也缺乏个性与自发性。只有极少数具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女性才像武子一样，即使在欧美人的眼中也可以将洋装穿出风采、将舞蹈跳出自我。
洛蒂也出席了次年——即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天长节晚会，当时束发的女性占绝大多数，“一百三四十位女性悉数束发，盘和式发髻、穿和服的只有一位来自市来町的女子”。同年，宫中开始推行洋式的女性服制，皇后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穿上洋服。而宫廷洋式服制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洋装在上流阶层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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