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再到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在70多年间，中国建筑中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得很少。方面是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是长期受到苏联影响，突出建筑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当时，大部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都受到这股主流学院风的影响。一直到1980年代后，中国才逐渐出现比较多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回顾建筑历史，诸如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同济大学的文远楼等的精彩作品，在国内极为稀少，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历年的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标签，作为糟粕被批判。但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的确有些与众不同。1920、30年代留学回来的第代建筑师，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之后几代建筑师，都有比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并且在华南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设计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形成一个松散的现代设计群体。这些建筑师从刚刚建国的时候开始，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司，没有停止平屋顶、框架结构、玻璃幕墙、遮阳板这类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设计。在“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四人帮）组织批判他们的现代建筑设计的压力下，这批建筑师依然不断地设计出不少经典的现代作品。这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广东地区，在毗邻广东的广西地区也设计了不少现代建筑。他们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这类作品包括1952年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十多个展馆和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大楼，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的广州火车站（北站）、友谊剧场、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东方宾馆，还有“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广州白天鹅宾馆、白云宾馆、广州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天河体育中心以及深圳的南海酒店，都是出自这批建筑师之手。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地域性民居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结合，包括北园酒家、矿泉客舍、广州少年宫、南越王墓博物馆等等。华南这派建筑力量直有一种相对与其他地区的设计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并且对国内建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也依然出自岭南建筑脉络影响下的建筑师何镜堂之手。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岭南群体能够在夹缝生存和发展的个条件。广东省位居中国的南方，远离政治高度敏感的北京和上海，而毗邻香港和澳门，与此地往来的海外华侨人数庞大。无论在任何时期，广东与海外的民间往来密集度都超过任何一个省份，加上每年在这里举办两届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出广东的外商数量也相当庞大，地理条件、历史条件都有自己的优势。从建筑思想体系来说，华南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师大多毕业于1930年代学院派风气浓厚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包括吕彦直、杨廷宝、童寓、梁思成、林徽因、赵深、陈植、谭垣等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在建筑设计教育上流行新古典主义，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还没有传入，因而这批设计师很多都有强烈地把民族形式和现代建筑结构结合起来的愿望，这个理念与宾大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不少在德国、法国、日本留学的建筑师，比如留学法国里昂建筑工程学院的林克明、留学德国柏林建筑大学建筑系的陈伯齐、留学德国卡尔斯普厄工业大学建筑系的夏昌世、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的龙庆忠，他们回国之后，再培养出莫伯治、佘睃南、林兆璋、何镜堂这一批第二代的建筑师，这种组合给华南地区带来多元化的建筑思维。特别是他们在欧洲与日本看到的现代建筑在广东这个比较特殊、宽松一点的地方有定的发展空间。从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来看，岭南建筑学派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比较早地多方面地探索了现代建筑设计，并且完成了一系列现代建筑作品，同时也探索了具有强烈岭南特征的地域性现代建筑，而在教育方面，又以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岭南建筑学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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