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史小丛书·不信人间有此湖：西湖十景的多角度分析》：
贵戚也好，普通百姓也罢，占西湖为已有，或为享乐，或为生计，“侵湖”行为一直贯穿于传统社会的始终。在此情况下，有见识、有魄力的地方官的作用就显得更为关键，即便他们最初绝大多数是出于水利实用的功效。
清朝初年的杭州文人吴农祥从西湖水利功能的角度指出了治理西湖面临的几大问题。首先就是从元代开始，西湖水面被侵夺而变为农田，到清代已经400年有余，这些围垦湖田早已被当作百姓们天经地义的祖产，把这些地收回去那跟要他们的命一样。更何况，这些土地在明代开始已经给国家交税了，一来合法，二来这得官府自己割肉。而且，治理西湖所需的经费也不是小数，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很难筹措到位的，苏轼疏浚西湖也是因为苏东坡的面子才从中央申请了专门经费，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说别的地方正经工程、灾害免税都来不及，居然还有多余的钱给苏轼去整治山水。所以说，这种面子不是谁都有的。
古来治理西湖也大多从两个角度出发，有的重视水利，认为西湖好比杭州的肠胃，这是重西湖水的利；有的则重视文化意义，认为西湖好比杭州的眉目，甚至有极端者把西湖比作名妓，这是重西湖的名。能把两者中庸地结合在一起，就要求地方官员既要有实际才干，又要有文化涵养，苏轼是其中难得的一个，所以，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这样的人才，往往能把人面临自然时的“有为”和“无为”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先来说“有为”吧。西湖因为其水利功能，自唐代以来就成为士大夫官员任职杭州时的重要关注点，唐代有李泌、白居易，五代十国时吴越国专门设置撩湖兵千人之数，以防止湖底被葑草和淤泥填塞。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期间，西湖水面因为葑草滋生和淤泥沉积而日渐萎缩，苏轼向朝廷请求经费，疏浚西湖，当时许多州县正儿八经的水利设施都顾不上整修，朝廷却有专款拨给西湖，这不能不说是苏东坡的面子。
再来说地方官府面对自然侵蚀与百姓侵湖的“无为”，这不但影响了西湖的“质量”，而且直接削弱着西湖的“数量”。纵观历代，当浚湖工作成为一种常态时，西湖水面总能保持方圆三十里的规模。可如果民众对西湖的私下垦殖不被官方重视，甚至被纵容放任，则后果难以预料。
南宋从绍兴年间开始，浚湖整治工程就一直没断过，不能说朝廷不重视，可即便如此，也难免西湖被私下霸占的命运。咸淳年间，有御史弹劾大宦官陈敏贤、刘公正占湖建屋。西泠桥旁里湖内，到处都是达官贵人的花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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