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长江文化大系27·城光商影：长江流域的都市与商会》：
二文明坦诚钱为何物生产品可以成为交换物后，原始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刺激出来，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各自的生产中，创造财富，改善生活条件，从而使原始社会更快地向文明社会过渡，这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存中可以得到证明。
良渚文化距今约四五千年，正处于父系氏族公社发达并趋近瓦解的时期，代表着原始社会最发达的经济状况。在农业方面，石制生产工具有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器、长方石刀、石镰、扁平石锛，拱背型和台阶型的有石锛、石斧、石凿等。人们种植水稻，也培育和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如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核桃、酸枣、葫芦等（其中可能有不是种植的）。
在制陶业方面，良渚陶器以夹砂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黑皮陶是在泥质灰陶的器表施黑色陶衣，打磨光亮，就会呈现漆黑色或铅黑色的光泽。制陶普遍采用轮制，造型匀称。陶器上的刻划纹纤细多变，有连点、折线、网状、卷云、螺旋、圆圈、弧边三角等构成的复杂图案、也偶见鸟纹、简化鱼纹。特别是发现的漆绘陶器，与汉代漆器的化学反应相同，代表了很高的制作水平。
在纺织方面，良渚文化时期发明了饲养家蚕和织丝织品的技术。在吴兴钱山漾发现的丝麻织品实物标本，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成就。苧麻织物有麻布残片和细麻绳，平纹麻布经纬度每平方厘米16～24根，有的则是由经线31根与纬线20根织成，密度约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当。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纤维原料皆为家蚕丝。细丝带宽约0.5厘米，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残绢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8根，是缫后而织的，茧丝纤度偏细，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密度。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也是丝绸之国对世界物质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传说黄帝的元妃嫘祖观昆虫织网有感而发明了织丝，从钱山漾的丝织品证实这个传说是不正确的，是长江下游的原始人最先发明了织丝技术，只是后人将这个无名功劳归于嫘祖身上。养蚕、缫丝、织丝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四五千年前能有如此成就，确实值得骄傲。
在制玉方面，良渚发现的玉器在数量与品种上都是空前的。有珠、管、坠、块、璜、瑗、镯、璧、琮、蝉等，其中有的是早期制玉工艺中的珍稀之物。如有件玉琮，长简形，外方内圆，高18.4厘米，四面浅刻横道和圆圈纹饰。有的玉琮高达23厘米，有的完整大玉璧直径达21厘米。切割采用的是弦切技术，再素面抛光，产品十分精美。
原始人农耕、制陶、织衣还可解释为是为了吃、用、穿，耗时费力地制作大量玉器就恐怕不是为了己用而是出于交换的目的。传说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海之珠”，这显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以实现。所以，社会经济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交换活动的日益发展。
如前所述，人们的交换起初只是以物易物，坦诚待人，文明交易。据民族学调查资料，生活于云南的基诺族在20世纪中叶时仍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末期，大概与尧舜时相当。其时已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人家穷一些，有的人家富裕些。但仍有较浓的原始共产制观念。若遇灾年，没吃的一家人就到有粮食的一家去一起吃，直到将他们家的粮食吃光为止。两家没吃的又一起到另一家有吃的去吃，直到吃光。然后三家再一次出动，直到全村都吃光才了结，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吃大户。被吃的人家只有骄傲的感觉，毫无怨言。
他们不与生人打交道，但也有对外交换的时候。
若有交换的需要，他们就将自己生产的某种产品放人背篓，背到某交通要道。在道口将产品从背篓中拿出放在地上，背篓搁旁边，然后人跑到旁边的树丛或草丛躲起来。有交换的人来了，若正好是其所需，便拿出自认为价值对等的货物，然后也跑到旁边躲起来。
先到者去看货，若认为正是自己要交换的东西而且价值相当，就把对方的物品装入背篓背走，后到者再出来将自己的一份背走，交易就算完成了。若是先到者觉得货物不对等，就不动货物而跑开躲起，后到者就出来添货再跑开。若还是不对等，就又重演一回，直到双方满意为止，这种交换方式可能是人类最初的交易行为。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就曾在印度进行过这种交易。当时称这种交易为“鬼市”。
这种交易不存在欺诈行为，双方都是坦诚的，颇有君子之风。但这种交易太麻烦，若等了一天却不是自己需要的货物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因此，人们需要某种物品作为交换的中介物或等价物。古埃及是用谷物执行货币职能，有的地方是用某种贝壳，游牧民族就可能是用羊。那么长江流域用什么呢？由于长江流域大多是宜农区，因而最早可能是用粮食充当等价物。但粮食太散且价值不高，无法充当贵重物品的中介物，所以后来的人们就以猪作为等价物。活猪太大且不听话，人们就选择将猪的下颚骨作为等价物，猪大骨头大，猪小骨头小，既方便又便于衡量其价值。
用猪的下颚骨作为交易的等价物并非臆测，而是得到了考古界的证实的。在湖北郧县青龙泉的龙山文化墓葬，有座墓中随葬了14块猪下颚骨。在南京北阴阳营墓葬中，有8座墓葬各随葬了一两个猪下颚骨。
在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也有用猪头骨随葬的现象。不仅长江流域如此，从甘肃到山东的黄河流域也存在这种情况。无甚随葬品的小墓均未发现有猪下颚骨，发现有猪下颚骨的都是随葬品众多的大墓。这种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正说明猪下颚骨是财富的象征，充当着交换的等价物，并成为各部落的共识。
在民族学资料中也可找到佐证。，如前述基诺族当时仍存在群婚现象，即某男子娶了某家长女为妻，该男子就对小姨子有优先娶的权力。到小姨子该出嫁时，姐夫抱一头猪娃送给娘家，小姨子就嫁给姐夫。
原则上姐夫只要有猪娃，所有的小姨都可娶回家，但事实上谁都不会有几头猪娃。所以在这里，猪娃相当于聘礼，代表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也等同于起到了交换媒介的作用。
又如在海南岛五指山区，20世纪中叶时还处在文明社会的前夜。按当地习俗，若通奸被捉，女的受鞭打，男的砍头。要被砍头的男子若是能赶头猪赔给对方家庭，则啥事都没有了，可见其理相同。
原始时代的人们在交易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童叟无欺，文明交换。他们虽然不知钱为何物，但价值观还是有的，大家都会按照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黄金时代”，那倒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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