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
二、从史料笔记看口述历史的功能
史料笔记，行世已久，故历代文人对其多有品评、研讨，很多内容，对今日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颇有助益。
目前，关于口述历史的史学意义，国内学者已多有研讨。其中，以杨祥银在《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概括较为全面，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之价值，要而言之，约有如下几项，口述史学可“填补”“文字记载”的空白，并与文献互证；口述历史的开展，令普通民众的言行得以进入历史；口述历史带有跨学科性（与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口述历史是一种新兴历史教育手段。①其他历史学、人类学研究者在此问题上，所提意见实与杨祥银接近。推出《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定宜庄，参与“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项目”的杨正文等，并未就此问题提供新鲜的意见。
事实上，历代学者就史料笔记而发的议论，不仅远早于杨祥银转述的那些西方观点，而且阐述更为深入。掌故笔记可补正史之不足，早成学者共识。就此问题，很多学者亦有深入解析。瞿兑之指出，欲研读宋代以后的历史，不能忽视“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不但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中几乎全找不着。就是政治社会制度之实际状况，也必须靠着另外的书来说明”。②王元化先生在阅读大量清代掌故笔记之后，颇有感触，“我在读清人掌故中，了解了不少清代的政治、法律、文化、风土人情……这些事在掌故中是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呈现出来的，而一旦反映到正史中，就变成了抽象的概括”。③这段论述，正显示王先生分析之细、体会之深，他特别指出，掌故与正史的叙述方式，亦有很大区别。王元化先生的深度分析，可由谭其骧先生的一段论述得到印证。谭先生通读《水窗春呓》之后，对此书后一部分由金安清撰写的内容，颇为“倾倒”，他指出《溃河事类志》一条，此条所记乃道光四年黄河溃决高家堰后，钦派-大学士-尚书至南河总督驻所清江浦查办与河决有干系的两江、漕运、南河三总督及所属文武百官一事。从迎接星使起，经宣读谕旨，河督褫职，枷号河干，到起解发配伊犁，都做了生动精彩的描绘，给读者以一幕幕极为逼真的形象，简直等于是看了一部电影。①谭、王两位前辈，在研究方法上不谋而合，皆是具体分析、深入总结。掌故笔记多有生动具体、形象性很强的内容，极便于读者了解历史实况，增进对历史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反观当代学者对口述历史性质的研究，成果数量固然不少，但是，能像谭其骧先生详细解析《水窗春呓》似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能像瞿兑之先生、王元化先生那样，能够独立进行高度概括的，也很罕见。故此，三位老前辈的中肯见解就很值得后辈珍视。）
掌故笔记是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在前文已详述。由此推论，王元化等前辈的论述，理应受到口述历史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王先生、谭先生对掌故的写作特点和文体特色的解析，亦可适用于口述历史。与王先生、谭先生的分析相比，杨祥银的论述浮泛，不够深入，对口述历史的学术地位尚无法作出完满说明。
此外，王元化先生还指出，清代掌故中，有很多内容，实可启人深思，增广智慧，避免对历史的简单解读。王先生指出，“就……《国闻备乘》来说，在崇祀顾黄王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当时一些朝臣身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他们的议事方法，以及顾黄王的历史地位是怎样确立起来的”，②这说明清人笔记的思想意蕴是很强的，王先生还举例说：
如《司官护法》诸条，颇足以令人深省。清律虽缺少现代司法精神，但终不失为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均须遵守之法典。视所谓“老和尚打伞”之精神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这些情况都是在我阅读清人掌故前所不知道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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