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至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

　　1958年，一个年轻人因一首抒发胸臆的诗歌而被打为“右派分子”，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住在五拳头宽的肮脏铺位，吃着稗子面馍馍、麦糊糊，每天不停歇地运土坯、间糖萝卜、割水稻，没完没了地听报告、批斗、训话……肚腹与精神饱受折磨的他，只有用一支秃笔，在劳作空隙偷偷地记录下生命的卑微与心灵的呐喊。
　　多年之后，未被苦难击倒的张贤亮检视当年的日记，平静而幽默地再叙那个“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最萧索荒凉的人生经验，为一个时代的灵魂作注释，丰沛的文字下，却满是对生命的热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唯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着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了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在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致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账。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使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扒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刑犯的档案而被销毁了。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画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画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得多么“干净”。
　　一九八〇年，我平反后，这本日记和其他档案一起退还给我。其他档案——表格、自我检查、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等等——按政策规定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只要求把它交还给我保存。今天，又只剩下它成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联系。难道我过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青春只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发黄的纸张，褪色的笔迹，一一牵动出往事。往事如许，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的确是我的一段生活。我不想评论那段历史，也不准备用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丰富我的注释。我只想让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世界和人会降到多么低下的水平，在那样低下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着。
　　再来说这一天，一九六〇年的七月十一日。“基建”，就是盖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在犯人接二连三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劳改农场要这么起劲地盖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区是个农事比较闲散的季节：秋作物正在生长，夏作物已经收割。若干年前，农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在柳荫下，在小河边，把自己疲劳的身躯安放在生育他们的土地上。过去的骚人墨客从这种画面中看到农民的悠闲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吟出“归去来兮”的诗篇：农村似乎永远是中国人向往的乐园。可是自农村实行公社化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们再也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我们劳改农场的犯人更不用提了。体力劳动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唯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药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
　　然而这年的七月真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月份。太阳并没有因为饥荒变轻变薄，她依然厚实而丰满。我现在又梦到那没有污染的蓝天，那舒卷自如的白云。是的，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没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准备盖房子的一片台地上，可以看到青葱的水稻散发着墨绿色的如缎子般的光泽。不时有燠热的、裹带着庄稼的馨香的风吹来，使疲惫的劳动号子也显得不那么疲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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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命运自己很难预料，世界上每个人都面对着黑暗。

小说中国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