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
第八节
中国古代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是现在常用的名词，在古代虽没有这类名词，却也认识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区别。《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生活的内容；知礼节，知荣辱，是精神生活的内容。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饱食暖衣是物质生活，教以人伦是精神生活，这种区别还是明显的。
《管子》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表明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步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民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也承认必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但是孟子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是提高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而非其充足条件。物质生活问题解决了，精神生活可能很缺乏。孟子所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符合事实的。
古代儒家承认物质生活的重要。孔子论为邦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足食为首。《礼记·礼运》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儒家认为精神生活是更有价值的。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更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同上书，《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之训（同上书，《卫灵公》），都是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孔子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同上书，《雍也》）就是说，颜渊虽然过着贫苦的物质生活，却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所以是值得赞扬的。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还有一箪之食、一瓢之饮，如果连一箪之食、一瓢之饮也没有，那又当如何呢？孔子厄于陈蔡，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这就证明，一定程度的物质生活还是必要的。
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如果一个人毫无精神生活，那就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的精神生活比较丰富高尚，有的精神生活则比较平淡。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注重提高精神生活。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具有不同的精神境界，人们的精神境界有高低、深浅之分。先秦哲学中，关于人生的精神境界谈论较多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里略述孔、孟、老、庄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
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情感与道德原则完全符合毫无勉强，这是孔子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又自述为人的态度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在楚国时讲的，当时年未七十。孔子又对颜渊、子路言志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同上书，《公冶长》）这老安少怀表现了孔子“泛爱众”的仁心。“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但是孔子认为还有比仁更高的境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的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最高境界，即以最有益于广大人民的道德实践为最高境界。
孔子所讲的最高境界，虽然极其崇高，但朴实无华。孟子讲自己的精神境界，则表现了玄想的倾向。孟子提出“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所谓气指一种状态，“浩然之气”指一种广大开阔的精神状态。“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即感觉到自己的胸中之气扩展开阔，充满于天地之间，即与万物合而为一。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上书，《尽心上》）
万物皆备于我，即万物与我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大我。孟子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同上）上下与天地同流，即与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相互契合。孟子谈论修养的最高境界，再三从自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立论，这与孔子只讲人际关系不同了。孟子的精神境界表现了浩大的心胸，也表现了神秘主义倾向。
老子以“无为”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宣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任其自然。《老子》上下篇中关于精神境界的论述不甚显豁；《庄子·天下》论述关尹、老聃之学，所讲却比较显明。《天下》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即超脱普通事物，而研求事物的本根。“澹然独与神明居”，即独具最高的智慧。
这表现了《庄子》五千言的基本态度。
庄子对于精神境界有详细的论述。庄子一方面宣扬“齐物”，否认了价值差别的客观性；一方面又表现了厌世的情绪，希求“游乎尘垢之外”。
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同上书，《秋水》）这是齐物观点。但在与惠施的一次谈话中，庄子以鹓鹄自比：“夫鹓鹄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同上）又强调了严格的价值选择。在《逍遥游》篇中，以“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与“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的斥相比。接着论列不同的人品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所谓“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指普通做官的人，这是境界不高的；宋荣子(即宋钘)不以毁誉为荣辱，有独立的气概；列子御风而游，而仍有所待。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这是庄子所讲的最高精神境界。
庄子的这种精神境界，亦称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从齐寿殇、等大小立论的。天地虽久，亦可以说与我并生；万物虽多，亦可以说与我为一。这样就超越了小我，感到与天地同在了。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境界。
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基本相似。但孟子所讲是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其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庄子则主张“忘年忘义”（《庄子·齐物论》），这就大不相同了。
孟、庄所讲的最高精神境界，都包含主观的浮夸的倾向。孟子所谓诰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事实上一个人的气是有限的，何能充塞于天地之间？“万物皆备于我”，我作为个体也是有限的，如何能兼备万物？人可以扩大胸怀，爱人爱物，但是无论如何，个人与万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上下与天地同流”，更只是主观愿望了。庄子讲“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由此论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实则太山大于毫末、彭祖寿于殇子，还是确定的事实。天地长久，人生短暂；万物繁多，物我有别，还是必须承认的。
孟子、庄子论人生最高境界，未免陷于玄远，但是两家论人生修养，也有比较切实的言论。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对于亲、民、物,指不同的态度。亲亲是对于父母的态度；一视同仁是对于人民的态度；泛爱万物是对于物的态度。庄子论生活应无情云：“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是道家修养论的基本原则。
宋代理学家受孟子、庄子的影响，也常常将精神生活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张载讲“大心体物”，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又说：“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语录》）这即以物我合一为最高境界。程颢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同上）这是主张超越小我，以天地万物的全体作为大我。但天地广阔，万物繁多，如何把天地万物都看做自己，对于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感同身受呢？难免陷于空虚无实。
张载、程颢也有比较切实的议论。张载所著《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以天地为父母，即认为人是天地所产生的，“予兹藐焉”，承认自己是藐小的。以人民为同胞，以万物为相与。“物吾与也”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是有一定区别的。承认万物都是吾的伴侣，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程颢《答横渠书》云：“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以廓然大公为精神修养的中心原则，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在所著《新原人》中详细论述了人生境界，以“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在一个意义上讲，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以说是天地境界；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亦是天地境界。但是如此意义的天地境界未免虚而不实，陷于神秘主义。从另一意义来讲，凡对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亦即人与天地的关系有所认识，而超拔于流俗的考虑之外的，亦可谓为天地境界。如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即对于宇宙大化有深刻的认识；孟子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以为达于天道为圣人的境界。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即游心于无穷的宇宙而超拔于流俗的考虑之外，这些都可以说达到了天地境界。这一意义的天地境界是比较踏实的。
以上略说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的学说的几种类型，虽然都是过去的了，但仍然是值得参照、值得研究的。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不但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但追求本能的满足，而且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价值。真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善是适当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美是超乎本能的愉悦之感。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摆脱了阶级剥削与不平等的权力压迫，应能逐渐消灭卑鄙与野蛮。人们应能实现高尚的精神生活。今天的社会中，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还比较流行，这些都是缺乏精神生活的表现。古代哲学家力求充实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的言论，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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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元旦，习主席向全球发表“新年贺词”，在《新闻联播》的实况转播中可以看到，本书作者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摆放在习主席中南海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
冯友兰（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季羡林（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是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湛深的造诣，这是学术界的公论。愧我禀性愚鲁，不善于作邃密深奥的哲学思维。因此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敢赞一辞。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任继愈（国学大师）：“张岱年治学非常严谨，他不是口才好的人，上课的时候讲话比较慢，但条理很清楚。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史家，还是一名教育家。”
汤一介（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花工夫创造一套自己的体系，而张岱年先生则花工夫告诉我们中国哲学的原貌。他对中国哲学的原点了解得甚为准确，这对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原点的问题依然十分有帮助。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观点，即综合各哲学体系，创造出新的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哲学来。这给中国哲学应该怎么发展指明一条道路，他很善于用当今的哲学观点来梳理传统的哲学思想，这些都是非凡的创举。张先生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不仅是做学问的导师，而且也是为人的导师。讨论问题平等相待，无论你身份的尊卑，他都没有一点架子。不但生活上很朴素，而且学风上也很朴素，追求扎实，反对华而不实。这是他zui大的特点。”
叶 朗（美学大师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来在《张岱年全集》和《汤用彤全集》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又提出我们应该细读张岱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闵维方（教育家 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岱年先生既是一位有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有独特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他不仅创作了大批优秀哲学著作，而且在培育人才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观其一生求真求善之崇高境界和永不言退之学术锐气，则是语言难以表述的。”
赵敦华（西方哲学史家 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中国哲学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奠基者，或有学贯中西的世界视野，或有论从史出的学术功底，或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冯友兰、胡适等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这门世界性的学科，他们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的新思潮也有全面的把握;张岱年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全面梳理了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他们在哲学与历史、理论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没有什么学科壁垒或思想禁锢可以阻碍他们的理论创造。”
方克立（思想史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当代中国文化哲学zui健康、zui现实的发展模式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陈 来（国学大师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岱年）先生无论在学问上、道德上，他都是我们的表率，他忠厚诚恳的人格zui让我们感动。很多学者过了７０岁学术生命就基本结束了，但张先生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是晚年完成的，这种创造力在学界几乎是jue无仅有的。”
王 东（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是一个痴迷读书的学者，但他又绝不是躲在书斋里死读书的知识分子。他提出融合中西方优秀道德的哲学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更是密切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的。先生气质木讷，举止迟缓，拙于言谈。但在他的这副不合潮流的外貌和木讷的气质下，却蕴藏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头脑和胸怀，他一生信守不渝的原则是直道而行，行之有恒，在知行合一方面，可以说当代没有几个人能比。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木讷气质，至老不变’，治学与立身，律己以严，高自要求。冯友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多年好友，相知甚深，对先生性格的这一评述，zui为恰如其分。”
李存山（哲学史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岱年）先生在文化领域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zui早提出了道德‘变’与‘常’的问题，即便经济基础变了，但是道德还是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的，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的。这一问题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和谐理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张先生zui早提出和谐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他提出，和谐是存在之基，如果没有和谐一切都要破灭。中国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就要和世界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
李中华（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的人格有巨大的魅力，他是公认的学界泰斗，但他一直把学问奉为社会公器，从来不把它当作沽名钓誉用的私器，为人极其本分。他一生清贫，而在这６０多年中，育人不倦，笔耕不辍，创立了非凡的业绩。这就是安贫乐道吧！在先生有生之年，他也从来没有悲观地认为中国文化在走向衰落，相反，他一直坚信２１世纪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
王 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岱年是非常天才的研究者，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写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也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张先生一生从未停止研究工作。 张先生一直提倡文化的综合创新，他认为在会通中西古今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张老先生一生都在重新理解和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谢 龙（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张先生把传统和现代对接，力图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开拓了研究。张岱年先生给我zui深刻的印象，是他发掘传统文化精华，解决了传统文化精华如何在现实定位的问题。尤其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开拓独立人格的这样传统资源，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周桂钿（哲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哲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散文型的哲学家，一类是戏剧型的哲学家，一类是诗歌型的哲学家。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三个典型，孔子是散文型的，墨子是戏剧型的，老子是诗歌型的。张先生将自己归入散文型行列，其特点就是很平常，没有什么戏剧型的东西，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点滴之间见不平凡。”
王中江（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孔子研究会会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还在挖掘和阐发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精义和精神，从许多角度和方面来转化中国哲学和文化。”
中央电视台：
“张岱年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他幼年读《论语》《孟子》，中学读《老子》《庄子》，大学读马克思、列宁。丰富系统的阅读加上自身在阅读中的思考，使张岱年先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是他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
新华社：
“张岱年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其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同时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力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人民网：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张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他绝不是为学术而学，而是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堪称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