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丛书：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 以华镇事件为例》：
5月2日华镇镇委镇政府下发的《告华镇全镇人民书》里也指出：“对桃源工业功能区周边地区群众的环保诉求，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自华镇事件发生以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牵动着中央领导、牵动着省领导、牵动着J市领导、更牵动着D市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市委副书记X在5月1日召开的会议中也多次强调，“现在的政府是亲民政府”，反复表达政府对棚里老人安危的担心。
最后，意识形态的宣传体现在对农民爱国主义的教育上。市委副书记X在讲话中指出：“小小一个黄奚镇，震动了全世界。据了解，国外记者到现场的有8批。国外有的媒体讲得非常难听，有的是说农民暴动，把一些百姓说成了暴徒。还有的说政府打死100多老百姓，他们不安好心，希望把这个事做大。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想转移视线。所以说，这个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不是一个黄奚的问题，是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是一个祖国尊严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形象的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黄奚影响了全国。有的国外媒体是不安好心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X，《在华镇村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5月1日）
对处于抗争情绪之中的村民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往往适得其反。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不同，地方政府的宣传口径也有所不同。在“4·10事件”发生前，地方政府利用了更多敌对的话语和法律的话语，如在事件前的一份宣传提纲里，强硬的话语遍于全文：“少数村民妨碍企业生产秩序”、“谣言惑众、煽动人心”、“非法设障、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忠告、盲目跟风”、“妨碍教学、危及后代”、“影响安定、制约发展”。“4·10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的宣传更依赖民本的话语。前后宣传话语的不同，使得意识形态的宣传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感。一个村干部说：“他们一进来就是打压，（说村民）是什么不法分子、刁民。后来又宣传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相信群众。最后越叫，越不好。”（V5，2007年6月6日）P10也认为这些宣传，在当时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因为政府宣传策略不断摇摆，百姓屡有被骗之感（P10，2007年5月28日）。
政府的各种宣传还必须同农民的抗争宣传竞争。为了“占领宣传阵地”（C22，2007年6月25日），减少村民看到抗争宣传的机会，工作组成员往往一大早就出发去贴政府公告，撕农民的宣传。华镇一镇领导说：“我连续着好几天都是5点钟出发的，我去的时候把他们的宣传撕掉，把我们的贴上去。”（C11，2007年6月25日）另一镇领导也说：“这些告示都是我到现场去贴的，一开始贴都贴不上去，（农民不让贴），而且还要来打你。我就像铁道游击队一样的，没有人的时候，'啪'地贴上去。”（C7，2007年7月17日）要争取宣传阵地，就必须针对农民的抗争宣传进行反宣传。当村民在宣传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时，村里出现了一张《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致王宅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告诫村民坚持到底，不是胜利，要适可而止，否则必定遭殃。5月7日又有人贴出一张题为《是谁把我推向深渊？》落款为“一位清醒过来的黄奚村民”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和思考，我逐渐明白了，有少部分人仅仅是打着环保的旗号，他们还在背后捣鬼，一定是另有所图。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些后怕，这样下去，我们的善心很可能会被人利用，如果再继续糊里糊涂地被人利用下去，前面将是万丈深渊，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好险哪！还好，现在我已擦亮了眼睛。我认为只有环保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心满意足，大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再受人利用了，毕竟，我们还得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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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
★邓燕华教授收集了异常丰富而珍贵的原始资料，在深入了解华镇社会与经济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各家抗争政治理论，对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做了全面论述。全书在理论分析上精彩纷呈，案例描述活泼生动，对抗争表演的分析充满戏剧性。全书于细微处见真功，是抗争政治和环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作品。
——杨国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
★邓燕华博士的著作启人深思，为中国抗争政治研究注入了新风。她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都将环保抗争研究推进了一步。可以说，该书每个章节都有预期外发现，或是有关抗争的策略、组织与结果，或是有关各级政府如何回应污染受害者。
——欧博文（Kevin J.O'Brie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