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出版学术著作《西汉人口地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一、二卷）、《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等，普及读物《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亿兆斯民》、《泱泱汉风》、《泱泱中华》、《滔滔黄河》、《历史学是什么》，传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散文随笔《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看得见的沧桑》、《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临机随感》、《走非洲》、《梦想与现实》等。

　　《行万里路 葛剑雄旅行自选集》为学者葛剑雄从多年以来的著作中，首次精心遴选出的关乎行与思的佳作精选集。葛先生从事学术多年，著作等身，在专业研究领域可谓巨擘，但他并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纯书斋型学者，他关切现实，敢言敢怒，饱含善意和建设性，是特立独行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他叉富有行动能力，足迹遍历神州大地和世界七大洲，善于捕捉体验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并将之行诸于文字。其文深入浅出，博古通今，高屋建瓴，真切生动。所有对读书和旅行感兴趣的读者，都不难从中汲取养分，获得共鸣。

　　《行万里路 葛剑雄旅行自选集》：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19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
　　中国的形成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①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记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800。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1773个，此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旃，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旃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旃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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