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无悔 一个清华学子的钢铁人生》：
第一章 我的父母及家族渊源 第一节 从家谱说起 在民国及以前，家谱是国人的“家当必备”。新中国成立前，一般所谓“大户人家”家里都有家谱，记述了自己这一姓、这一支世系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前，我曾在家里见到过两本家谱，蓝缎封面，里面是红色竖格线。印象深的是列出了辈分的排序，大约有二三十字，现在记得的只有我父亲一辈是“裕”，我父亲名裕昌，字敬庄，叔父名裕昆，字秉庄；记得有一位姑妈的名字叫郁文，看来当时女性就不按“裕”字排行了。我们这一辈是“贻”字，就没有什么字号了；下一辈是“谋”字，再下一辈就记不得了。
尽管时间久远，仍旧还记得在家谱中有我所知道的名人董仲舒，我很怕看到臭名远扬的董卓的名字，好在家谱中倒没有。可惜，这两本家谱，“文革”后就再也没见到。现在，再下一代的排行，我们兄弟谁也不知道了。年轻的时候，主要是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把家谱当成封建的东西，根本不当回事儿，错过了一些寻根的机会。现在想来，还是感到很遗憾的。
第二节 与祖父失之交臂 我是祖父去世后的第二天出生的。
小时候，曾见过装在镜框里祖父的画像。只记得他瘦瘦的脸庞，面容安详，目光沉静地看着我们，至于他的名讳华卿，还是后来在墓碑上看到记住的。 对祖父的身世经历，过去我一无所知。 后来，看到父亲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三代简史”，才知道我祖父当初家庭经济状况很拮据。大约十三四岁时，祖父就到一家做香粉的手工业作坊当学徒，以后因工作勤奋，办事认真，被另一位老板看中，允以较高工资和职位，直至升为经理。稍有积蓄后，伙同友人在慈溪开设了一家杂货店。辛亥革命后，杂货店倒闭，祖父就带着父亲到上海找工作。
有关祖父的遗迹，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在宁波建岙的坟地。20世纪50年代，我在冶金工业部教育司工作时，曾到过宁波财经学校出差（那是刚从地方接收过来的）。父亲告诉我祖父的坟地，以及联系人唐益章，倒是不太费事就找到了。八九十年代，我又趁出差宁波之际，两次为祖父扫墓。那时，联系人的联系方式也找不到了。于是通过宁波钢厂找到建岙村，原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恐怕不一定还找得到，没想到电话里一报名，村委会的人立刻回答：“董家的坟保存得好好的”，并很快帮我联系上唐益章先生。
唐先生以前代我家照看祖坟。电话里也很惊喜，没想到事隔30多年，还有董家的后人找上门来。当然，我也是很惊喜的，同样没想到“照看祖坟”这样的承诺，在若干年后仍旧可以兑现，那种旧式的守信与乡村制度，是现代的法律或者道德无法解释得通的。
后来村长告诉我，“文革”中，我家的祖坟所以能保存完好，是因为村民对董家为村里办的好事抱有感恩之心。过去父亲出资帮助乡里修路、建桥，还赠送了消防器材。后来村里发生过火灾，这些消防器材发挥了作用，为村里挽回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村民们相约不准动董家的祖坟，尽管“文化大革命”横扫城乡，但即使是在“破四旧”如火如荼的时候，村民们依旧信守这个信念，使我家祖坟得以保存。
我昕后感慨万千，“文革”中丧失的人性，在建岙村老百姓中居然还完好保存着。或许，这和祖母、父亲一直行善有关。善有善报，在他们百年之后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祖父的坟在一个紧挨着农田的小山包上，离居民区不远，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坟墓，丝毫没有损坏的痕迹。走到坟前，深深鞠躬，眼前隐约闪现着他瘦瘦的面庞。不知道九泉之下的他，是否认得我这个与他失之交臂的孙儿。
至于祖母，虽然从小我们就住在一起，但她的名讳却根本不知道。就是在墓碑上，写的就是蔡太夫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在男权为尊的时代，女人的名字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她和同时代的很多老人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以及一些佛教节日，都要吃素。记忆中她很少诵经，也很少去佛寺参加佛教活动，只是经常拿着佛珠，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她为人和善，对孙辈们和保姆都不会大声说话。
我13岁时，祖母病故了。办丧事是在安乐殡仪馆，白天在那做法事，和尚诵经，梵音袅袅，晚上亲属就在那里守灵。我记得那是在考试前夕，我就在灵堂复习功课，很是安静。 第三节 父亲从学徒到民族染料工业创始人之一 和祖父失之交臂，这是命运使然。但是，对父亲的不够了解，就算有情势使然的成分，我还是有无可推托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前年纪小，对家庭历史想不到去了解，这还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时，父亲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当时强调阶级成分、“亲不亲，阶级分”的环境下，作为资产阶级的子女，似乎多一分有关“家庭”的观念与情绪，都会成为思想不纯或者革命性不彻底的体现，甚至成为“阶级立场不稳”的严重问题。政治风气严酷，人也跟着少了许多温情。那时，追求进步，一味想划清界限，对于家族历史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会去了解。
改革开放后，我回上海的机会多了，父亲也已经过了90岁了，对当下的事记不住，但很多历史的积淀却牢记于心，他很想把它们释放出来。一次他终于开口，说想同我谈谈家庭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当时，虽然已经没有了那种“阶级观念”的紧箍咒，但工作还比较忙，主要还是思想上没有这种“寻根”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应声，失去了聆听父亲讲述家史的机会。
所以现在说起父亲，信息也很寥寥，能找到的文字资料只有5份：最主要的是一份“三代简史”，这是“文革”中应工厂“革委会”要求写的。当然，这份材料中，主要是检讨自己怎样成为剥削阶级的，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但毕竟还是保存了家族的一些历史记忆；还有两份是《上海染料工业点滴回忆》和《办厂经过》，估计是我父亲在改革开放后应有关部门之请撰写的；还有1996年他逝世后上海燃料化工八厂所致的悼词，以及《上海化学工业志》中“人物篇”中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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