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建筑评论文集》:
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
史建
“实验建筑”的终结2003 年12 月14 日下午,在北京水晶石“六箱建筑”,举行了“‘非常建筑’非常十年”的回顾展和研讨会。不大的会议室挤满了人,新一代青年建筑师们群星荟萃,但来去匆匆,他们大都没有被归类为实验建筑师,但同样关注“当代性”、“立场”和“批判性参与”等问题,艺术家/ 建筑师艾未未表现得尤其决绝。这实际上不仅是非常建筑十年,也是中国实验建筑“十年”实绩的展示、辨析和总结的契机,但只有《建筑师》破例刊出了纪念专辑,主流媒体反应平淡,笼罩在张永和及实验建筑身上的“前卫”光环正在褪去。也正是在这期《建筑师》杂志上,张永和在《第三种态度》中表达了“批判地参与”,以及“立场的根本性、策略的不定性”等观点,并且提出了要以10 年纪念为契机,实现“非常建筑”从一个个人化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向组织严密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转型,而“‘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些表述中,介入现实的“入世”(市场经济)欲望的强烈,已经遮没了“实验”性,而非常建筑在此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此后,随着张永和、王澍、马清运等人在国内外高校担任要职和承担大型设计项目,新一代青年建筑师群体的崛起,以及国家设计院模式的转型,实验性建筑的语境发生了彻底转换——它所要对抗的秩序“消失”了,开始全面介入主流社会,它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
如何从设计思想的角度认识当代中国建筑?
朱剑飞
我们也许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城市的角度、住房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建筑。在建筑学的讨论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从设计和设计思想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当代中国建筑。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建筑似乎包含了许多现象,如“实验建筑”的出现,建筑师对理论和“建构”设计的兴趣,全球一体化的冲击,海外建筑师的涌入,海外对中国建筑的报道,海外或西方建筑自身所谓“解构”和“新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最近关于“批判性”与“后批判性”的讨论等等。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从整体上结构性地把握同时涉及这些线索的当代中国建筑?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需要许多研究工作和跨时间、跨国界的洞察。在此我希望列出我认为最基本的几个观察,以助我们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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