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商圣系列：财富帝王沈万三》：
和历史上其他大人物不同，沈万三出生的时候，天空中没有任何异象，室内也没有红光。他母亲之前也没有去烧香拜佛，她几乎是稀里糊涂就生下了沈万三，生下来之后，沈家人也没觉得沈万三有什么不同之处，一天吃喝拉撒睡与哭闹，和别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一定要说沈万三有异于常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抓周的时候抓了一个算盘。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牵强附会，也许他那时候只是把算盘当作一个不错的玩具而已。
细算一下，沈万三虽然是以明朝首富的身份流传史册，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度过的，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沈万三所处的历史年代。
公元1206年，蒙古酋长铁木真被推举为大可汗，称“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他的帝国经过不断的征战，最终形成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一一“蒙古帝国”。
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的西夏帝国、金帝国、大理帝国和蒙古本土合并成一个帝国，国号“大元”，从此蒙古国由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变为统治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国。元朝统治者把境内的子民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人），第三等是汉人（中国北，混乱的元朝政权方人），第四等是南人（南宋遗民）。这种阶级和民族的压迫是大元帝国愈合不了的伤口，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给这个帝国带来动乱。元朝的蒙古贵族，拥有的财富最多。皇室和宫廷的挥霍浪费十分惊人。
元朝皇帝信奉喇嘛教，用于佛事的费用每年高达千万两白银。至大三年（1310年）著名的元曲作家张养浩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将当年国家的财政总开支分为三部分，朝廷每年用于佛事的占三分之二。这种挥霍浪费的程度，实为前代所不及。清代学者赵翼对元朝做佛事的巨大费用曾作过微观的调查，这个调查所依据的材料是元朝宣徽院的材料。据调查，延祐五年（1318年）全国各寺院做佛事用掉面粉439500斤、油’79000斤，每日用羊1万头。赵翼认为，如果将当年全国的官俸和兵饷两项开支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每年做佛事一项的开支。
元朝宫廷的费用数额也很巨大，天历二年（1329年）中有政院大臣说，皇后每日的生活费用是银子10万锭、布（布帛）5万匹、棉花5000斤。后至元元年（1335年），御史台说：“元朝初期，宫廷所用宦官只不过数人，而今宦官超编已达千余人。”元朝统治集团一向喜好举办奢华的宴会，到了顺帝初年，这种宴会举办得颇为频繁。至正二十年（1360年）天寿节时，农民战争已席卷全国，元大都也遭饥荒，而统治者却照例疯狂宴饮于朝堂之上。
元朝皇帝的上述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其权威，另一方面是想团结贵族、官僚集团来维护自身的统治，所以经常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予巨额的赏赐。每逢元朝皇帝继承大统，按照旧的传统礼仪，赐予亲王、宗臣、卫士的金、币、谷、帛的数量竟然以万计算。这种毫无节制的奖赏，使元朝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这种奢靡之风至元末也没能停止。除赏赐金、银、币、帛外，还给诸王、公主、后妃、勋臣赏赐大量的城邑和田产。公元1236年朝廷一次就赏赐给一个贵族3个州、16个县为其封地。元顺帝赏赐给太师伯颜的田产达2万顷之多。他们的腐朽很快导致军队和吏治的败坏，使元朝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腐化，并导致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尖锐化。
元朝末年，自然灾害频繁。黄河地区前所未有地发生频繁的水灾和干旱，接着出现了严重的瘟疫。频繁的饥荒导致大量人口饿死，为了拯救灾民，元：朝对灾民进行大量救灾援助，这导致了元朝财政和经济的破产。[后至元四年（1338年），天降大雨，黄河决口，改道经过淮河。大水淹了河南、山东、安徽的大片土地。后至元八年，又发生水灾。河南、山东地方又被洪水所淹，而且山东的盐场也被冲垮了。民众流离失所，盗贼蜂起。民众为生活所迫，纷纷起义。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新任的右丞相脱脱启动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一一治理黄河。右丞相脱脱推举工部郎中贾鲁治河道，建议被朝廷采纳，特授贾鲁为工部尚书，担任总治河防使，并征召黄河南北兵民17万，治理河道，妄想一劳永逸。可是征民夫治理黄河，既需要民力又需要财力，而且，解决财政问题又很棘手。元朝在这个时候实行了多印纸币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元朝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在元武宗至大时，动用钞本已经相当严重，又发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后，虽然整顿钞法，停止使用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四年每年印钞数在200万锭以上，官府定的钞银的价值只相当于中统初期的1／20，，这样日积月累印发的纸币到至正年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外，伪钞横行也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元代钞法对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冒险者仍为数不少。历年印造的伪钞几乎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如果说自然灾害无法抗拒的话，那么人祸就是统治阶级自己的问题了。例如，元顺帝继位时，为了除去夙敌，他重用自己的亲信伯颜为右丞相，但伯颜却大权独揽，危害国家。他排斥汉人与南人，并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阻止他们参与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在至元元年宣布废除科举，阻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当官。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1265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因为争论废科举一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至元三年（1266年），伯颜竟然提出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
与此同时，他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等防范措施。滥发纸币、大肆敛财也是他的腐败表现。后至元三年（1337年）朝廷发行纸币75万锭，比元顺帝继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年）增加50％以上。伯颜竟然把巨额钱财收为已有，仅赐田一项就达一万多顷。所以，人们说：“天下贡赋多人伯颜家。”后来，伯颜被贬，有人写诗说：“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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