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回到西班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我从未想过能获准再回到那个不寻常的国度，尽管我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仅次于爱我的祖国。而且，只要我在那儿认识的哪位朋友仍被关在监狱中，我就绝不会重新踏入那片国境。不过，1953年的春天，事情有了转机。在古巴，我跟一些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因阵营不同而势同水火的好朋友们谈起去非洲的计划，提到途中要在西班牙暂留片刻，他们全都认为我可以极为体面地回到那里。只要我不发表任何关于撤销我以前作品的声明，并且闭口不谈国事，那么，申请签证不是问题。现在美国观光者入境已经不需要签证了。1953年那会儿，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脱离了被监禁的命运。于是我订下计划，先带妻子玛丽到潘普洛纳去体验集市日的欢乐，然后转程到马德里，参观一下普拉多博物馆，之后，如果我们还能如此地逍遥自在，就去巴伦西亚，看看那儿办的斗牛比赛，然后再坐船去非洲。我知道玛丽绝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她这辈子从没到过西班牙，而且周围的朋友也都是一些极其高雅的人士。就算她不小心碰上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那些人会马上来替她解围。我们迅速地穿过巴黎，一路轻快地驾车驶过夏尔特尔、卢瓦尔河流域和波尔多郊外，到了比亚里茨。早有一堆人做好准备，在那儿等着我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越过国境。大家吃喝无忧，约好了时间集合，地点是昂代海滨——我们住的旅馆，等人汇齐后一起去国境线。这群朋友中有一位很有能耐的人，他带来了当时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米戈尔·普利默·德利威拉公爵的一封信。据他说，万一我遇上什么倒霉事，那封信可以帮上大忙。我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仍然感觉特别欣慰。我们按照约定抵达的时候，昂代的天气很糟糕。天气阴沉，雨也下得无精打采。整整一上午天空都被浓厚的乌云堵塞着，薄雾随着浓重的云翳蔓延下来，遮挡住了远方西班牙的山脉。我们的朋友也迟迟没有露面。我估计他们过来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后来又多等了半个小时。最后，我们出发到国境线去。检查站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我把四份护照交给站内的警察。那位警官对我的护照仔细看了很久，一直没有抬头。这种情形在西班牙发生的几率很高，而且通常预示着不太妙的结果。“那个作家海明威跟你是什么关系？亲戚？”他似乎随口一问，依旧低着头。“是同宗。”我答道。他把护照翻了个遍，然后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的照片。“你是海明威吗？”我把身子稍稍站直，回答，“Asusordenes，”这句是西班牙语，大致意思是：不但服从您的命令，而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我以前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听过别人说这句话；我期望自己说得很合适，而且音调也别出错。终于，他站了起来，向我伸出手，说了一句让我们如释重负的话：“您的书我全都读过，非常喜欢。我会给您盖章，而且海关那儿说不定还能为您效点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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