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沙飞（典藏版）》：
1．“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住在郊区留营村农民的房子，1949年春他随大部分病人迁到医院现址，部分病人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城角庄。
时和平医院医生李蕴兰2003年回忆：我在张家口医科大学毕业，到医院时19岁。医院是1942年日本人盖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3军接管；石家庄解放后，我军接管医院及医护人员。日本人津泽胜是内科主任，王玉景是总住院医生，林兆信是主治医生。有的医生是满洲医大毕业的，华西医大刚毕业的崔吉君在传染科，奥地利人傅莱在传染科兼医科大学教员，姚远方的爱人刘志是实习大夫，张荣志在妇产科，李富锁当护士。医院不少日本人，白求恩医科大学也好多日本人，他们都住在和平医院宿舍，裨田宪太郎是医科大学病理专家，他们是反战同盟的，单独一个支部。津泽技术好，工作负责，对我们这些土八路的孩子要求严、教得细心，我们对他很敬佩，他手把手教我们学看显微镜，他要求医生必须亲自给自己病人化验，他很敬业，很善良。
传染科在城角庄，离医院很近。我是蔺柳杞的经治医生，他是结核病，还严重失眠，十天十夜不睡觉，给他用最厉害的麻醉药，他只打哈欠，仍睡不着。
当时药少，后来才有链霉素，结核病死亡率高，有一晚死了七个人，大家都很紧张。高干们大多在农村城角庄住院，带炊事员、马、马夫、警卫员、老婆、孩子。他们不愿搬到高干病房，不方便。
我们医生三个月一轮换到高干病房，我们年龄小，一到高干病房就紧张，老红军居功，他们脾气不好，我们常被病人打、骂、罚立正，或被踢一脚，很受气。首长们带枪，我们都害怕，有一人拿枪把姜杰副院长吓得从窗口跑掉。当时是解放战争，战争很残酷，受伤人多，很重的伤员都要到院子自己打饭吃，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情绪特激烈、不稳定，抬来的伤员看见穿白大褂的人就骂，老子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后方吃小米。我当时觉得自己都要不正常了。一次有个团长一把抓住我，揪下我的口罩说，你长这么漂亮，让我娱乐一下。我说，你讲什么，老革命？有的病人战争歇斯底里，冬天晚上光着身子到处跑，有个女指导员跳井，没死，有个精神病人，天天要吃两个麻雀，两个精神病人住内科，如果犯病厉害，就捆在礼堂。医务人员与病人（休养员）矛盾大。华北军区专门来人给休养员做工作。
沙飞不是我的病人，他住内科高干病房，在二排东头。内科八个医生轮流值夜班，有一次，我值夜班，沙飞失眠，睡不着，叫我去。我们经常跟津泽一起去各病房查房，沙飞说话随和，有礼貌，给人印象很好。我不觉得他怪，挺尊重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艺术家，他从没有纠缠姑娘。他的病房墙上挂着枪，放在木头壳里，床头柜上放着杯子、药瓶，输药液瓶放几支野花。
2007年李菹兰回忆：津泽胜这家人给我们印象是很好很善良的，我们是小八路，他们对我们挺尊重的。那时刚接管这医院，成员比较复杂，有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我在白求恩医大上学，留在医院，我们跟他们学技术，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是党员，他们不是。我当时19岁，病人是老革命、战斗英雄，也有刚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队的，那时病人睡觉都喊冲呀杀呀。日本教员多，临床也不少，内科、小儿科、口腔科都有，他们岁数大，经历多，技术好，该严格就严格，该批评就批评。津泽胜夫人挺和气的，我们相处挺好，我们医训班每个星期开会，很融洽，有什么就说什么。她大女儿田子和回家也穿和服，她经常背弟弟妹妹。津泽脾气好，讲话不着急，有不对的耐心地告诉你。他与奥地利医生傅莱学术观点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争吵的，都坚持自己观点，津泽胜很少跟人争吵的。当时供给制，津泽胜孩子多顾不过来，让我们捐款帮助。沙飞认为崔吉君是国统区过来的，不信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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