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讲稿》：
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从十八世纪初以来已有了极大改善。十七世纪时其平均日工资为10.25便士，当时的玉米平均价格是38先令2便士。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工人的平均日收入是l先令，玉米价格为32先令。像这样，由于连年的丰收，玉米价格下降了16%，工资却有了近似程度的增长，因此工人的福利当然翻了一倍。亚当·斯密将这种繁荣归结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是由全国范围的经济繁荣带来的。”但他同时承认，财富的增长是缓慢的，而并非是疾速的。其真正原因存在于人口数量增长缓慢。财富的积累虽慢，但比人口的增长却也快得多。
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仅由于名义工资的提高，更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诚然，由于对某些商品如肥皂、食盐、蜡烛、皮革、酒类等进行征税，其价格因此而上涨；而另一些商品如谷物、马铃薯、胡萝卜、卷心菜、苹果、洋葱、亚麻、毛料、粗金属制品、家具等价格低廉，这又抵消了上述高价商品的花销且有剩余。小麦面包已基本代替了黑麦和大麦面包，因为其价格已和那时的黑麦和大麦一样低廉，人们对黑麦和大麦“都感到痛恨不已”。即使是贫穷家庭，每天也会喝上一次茶。在阿瑟·杨格看来，茶是一种“有害产品”和“不良过剩品”。工人的肉类消费是“很可观的”，其奶酪消费则是“巨大的”。1737年，英格兰的日工“挣着高工资，享受着低价的日常必需品”，他们的衣食住行比别国的农民都要更好。十八世纪中期的确是工人的鼎盛时期，但很快已有走下坡路的趋势。1771年，他们的生活状况已受到之前价格上涨期的影响（那时物价上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速度），不过据阿瑟·杨格说，这一变化只是令他们不再有消费剩余。十八世纪末，人们回头看农业工人的这段历史，只能对其曾经的繁盛感到遗憾。伊登于1796年写到，自伊丽莎白的第43年度法案通过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时期“使工人阶层如生活必需品涨价之前那样凭一天的工资可以获得如此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了。”
工人的利益不仅是享有高工资和低廉食品。工人的房子建在荒地，所以是免地租的。每座房屋都有一块附属地，不过很多情况下附属地的面积并不大。伊丽莎白法案规定每座房屋有一块4英亩的附属土地，当然该法案并未执行，且在1775年被废止。农业工人的普通权利除了能得到燃料，还包括在荒地上养牛、猪和禽类，利用休耕地和残梗牧羊。但这些权利已受到遏制，随着所有地被合并为大牧羊场，“一场公开的战争”已经打响。未婚工人寄宿在农户家里也已变得平常。
总的来看，十八世纪中期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无论如何比十九世纪中期时要富足得多。后来的萨福克、埃塞克斯，也许还有部分威尔特地区，其工资实际已比前一时期要低；伯克郡的工资在这两个时期未有变化；诺福克、巴克斯、格洛斯特、威尔特南部，这些地区的工资略有上涨；在特伦特以南的地区，除了苏塞克斯和牛津，没有一个郡的工资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同时，地租和面包以外的大多必需品都大幅涨价，而工人的特殊权利却几乎都已失去，因此他们的工资实际是在减少的。但北方制造产业区的工人状况却有所提高。当南方的名义工资平均上涨了14%，北方的工资则平均上涨了66%。在一些地区，涨幅甚至达到了200%。在阿瑟·杨格时期，兰开夏的农业收入是4先令6便士，为英格兰的最低水平；1821年收入降为14先令。大概可以说，特伦特以南及以北的工人，其相对状况在一百年间完全反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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