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科前沿报告（2016）》：
五、社会责任研究前沿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个别学者的初步探索到21世纪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60年，在这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研究的方法不断充实，研究的内容逐渐宽泛，研究的议题也日益多元。尽管研究主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在逐步拓展，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在持续，在近两年的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特征，从近一年来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与会计学、财务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营销战略等学科逐渐融合，探讨的问题日益多元化。近一年来，从笔者所检索的文献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的热点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领域。
1.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可谓是纷繁复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探讨逐步深入。从宏微观的视角来看，近年来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探讨已经逐步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微观领域的探讨已经成为当下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探索重点主要集中于组织内部的四个方面：公司治理的影响、管理者特征的影响、政治资本的影响和组织特征与市场环境的影响。
（1）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从国外研究来看，Cui等（2016）研究了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使用普尔500指数家族企业2003~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家族企业有更好的社会责任表现。Muttakin等（2016）研究了董事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和以CEO二元性、所有权、CEO任期所构成的CEO权利指数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董事会资本能够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但是CEO权利也能够对企业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抑制效应。Chang等（2015）对董事会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专注于三个重要的董事会特征（如董事会的独立性、社会关系和多样性），运用大型韩国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具体来说，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董事会的独立性之间呈现指数增长的形状，社会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现倒U形的关系，董事会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U形关系。Andy等（2015）从由多数控股权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率这一维度探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利用在中国台湾公开上市的公司面板数据（2007~2012）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个社会情感财富（由多数所有权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率）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Zhu等（2016）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开发的两套绩效评价系统，分析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涵盖的100家中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PLS）方法，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获得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司组织内部治理对其社会责任实践表现有正面影响。Nollet和Filis（2016）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两者关系的关键驱动因素，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应考虑这一因素。Eunjung（2016）使用2000~2009年标准普尔指数15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董事会组成对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独立董事的数量（或比例）与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评级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的强度取决于公司的消费市场取向的水平。
在国内研究中，吴德军（2016）以2010一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与媒体关注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越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吕素莉等（2016）以我国2008-2014年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持股激励机制能否影响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低于30.11%时，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地位，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目标一致，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持股比例高于30.11%时，高管持股对社会责任承担起到消极作用，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承担的非线性关系更显著。王帆和倪娟（2016）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人持股较多或者独立董事较多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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