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吉 欧内斯特·福斯特》：
12月12日下午，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时，马吉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在那儿发现许多伤兵，但没有医生和护士。后来马吉和福斯特又到了位于三牌楼的军政部，在那儿发现了更多的伤兵。虽然有大约10-20名中国军队的医护人员，但没有一个人在为伤员做事，而是准备撤退。马吉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为那儿的伤员服务的话，国际红十字会将把他们接收过来，但这些医护人员并未选择留下。
为了确保安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同某些日本军官取得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医院不藏匿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这以后，安全区的工作人员都忙碌起来，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把消息传递给中国士兵，希望他们解除武装，并集中起来接受救助。当天晚上，马吉组织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100多名急救员开始工作，救治伤员的医院才恢复运转。
1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在致日本司令官的信中，介绍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议：“约翰·马吉神父（美国人）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国际红十字会已经接管前政府遗留的军队医院，它们分别坐落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红十字会昨天解除了上述这些地方所有人员的武装，同时还会去查看这些地方的大楼以确保它们仅用于医疗救治。假如有可能的话，可以用它们来安置所有的伤员，我们建议将所有受伤的中国人安置在外交部大楼内。”但事实上，日军并不能容忍马吉等人这样的善举。
就在前一天，马吉努力将各处的伤员集中到外交部。当他带着载满伤员的救护车到外交部，并设法使能走动的伤员朝台阶上走的时候，一队日本兵来了。
马吉正扶着一名可怜的伤兵，伤兵痛苦地向前迈步，一个日本兵把他从马吉身边拖开，猛地扭住伤兵受伤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与另一名伤兵的手捆在一起。幸运的是，马吉发现一名刚过来的日本军医，便指给他看伤员们身上的血衣。那个军医会德语，马吉便用不流利的德语说这是伤兵医院。最后，军医叫日本兵给伤员松了绑。运第二批伤员的时候，又遇到了日军的刁难，马吉异常愤怒，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犬吠。
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就像要把我烧掉。”从中可以感受到日军对于马吉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着敌意。
为了救助伤兵，马吉仍然尽一切可能与日军沟通。马吉找到一位会说英语、他认为比较正派的军官，告诉军官，自己想到日军司令部去，取得照顾伤兵的许可。那个军官把马吉和他的白俄助手带到位于励志社西面的中央饭店——日军在南京的最高指挥官的驻地，在这里，马吉见到一个矮小、光头、有浓密胡须的日本军官。但马吉并没有见到日军最高的指挥官，而是通过那个军官传话，得到的答复是必须等几天。
马吉一再强调，伤员们已几天没人照顾，甚至没人送水给他们喝，但那个日本军官说必须等待。
12月15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中，又一次提出救助伤员的申请：“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但他们的救助计划并未得到日军的支持，自12月14日马吉往急救医院运去3卡车伤员后，就再也没有被允许进去过。对此，马吉非常愤怒，但也毫无办法。此时，马吉或许已感觉到期望日军支持和配合他们所从事的人道主义救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甚至这些救助行为已经使他们成为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不受欢迎的人”。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曾记述，尽管一部分外国人照顾这些伤兵，但他们终究会因食物的匮乏而死亡。军政部收容了约200名中国伤兵，外交部收容了数百名，由第16师团的一个伍长看守着，他曾写道：“（中国伤兵）眼看一天天复元，究竟要不要处置他们呢？复元后当然是回连队，不会成为友军的，而国际上又不允许杀伤兵。如果完全康复了，也许就要在扬子江边、在我们的枪下开始长眠之旅；如果不能康复，也是死路一条，可耻的中国伤兵挺可怜的。不过，这里的中国兵倒还有年轻女人照料。”第16师团所属的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1938年1月5日，日军高层做出了“把外国传教士那里的中国兵作为俘虏收容”的处置。1月中旬以后，马吉确信这些由难民区本部提供饭费和食物的伤员、军医和护士的安全有保障，非常高兴，他感谢上帝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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