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群（笔名边人、艾群），文化学者，中国文化产业领域早期开创性研究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发表的系列文化产业理论及战略研究方面的文章，曾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对国家决策起到了舆论参考和积极推进作用。
　　作者的经历十分丰富，军队、地方，工厂、农村，机关、企业等各领域都工作过，从事的行业涵盖兵器改革、建筑设计、行政管理、市场管理、文化艺术经营和社团组织等等。尤其文化艺术经营，包括电影发行放映、舞台艺术演出、文化讲坛、文化展会、文化报刊、广告经营等各方面在内，均有涉猎并表现不俗。成功策划并组织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对行业有启发的活动，更是其中一些具有创造性、创新型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的实际开拓者。
　　参与和指导一系列文化产业规划的制订和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具有明显优势，被熟悉的人视为文化产业领域“教父级”人物，可以“点石成金”的策划人。

　　1.本书涉及文化、商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且真实揭露出社会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引人深思，值得一读；
　　2.本书是多篇文化随笔的合集，笔调自如，逻辑严谨却浅显易懂，读者可从中学会如何客观理性分析问题；
　　2.本书采用多样化的配图方式，不仅对文字起到一定的辅助阅读作用，还大大增加了趣味性，读者可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感悟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

　　1.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跟刘道玉先生多次抨击到的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机制的弊端有关。只不过，我的看法和刘先生有所不同，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教育上的问题，是仅从学校和教育部门中就可以找到或找准的。中国教育问题存在的种种弊端，在我看来，真实的病根子，其实都不在校园内和教育系统中，而在社会上，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多年前我曾发表文章，谈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教育顽疾之所以难拔除，主要就是在现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从上到下，普遍都在实行着双重价值判断标准。一重是信誓旦旦对外的，道理性的；另一重呢，才是真实的、现实的，是私下之说，内心之言。比如，讲大道理和做动员时，人人都可以说读大学不是唯一出路，不要把分数和升学率看得太重，选用人才不应唯学历论，但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期待时，考大学读名校，却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所有家长的不二选择，学校在衡量教学成绩时，分数和升学比率就是硬指标，单位在录用人员或选拔人才时，学历也是主要门槛，而不看对象是否有真才
　　2.在这点上，我有所保留。我认为，用责怪和诘难大众文化的方法，去为精英文化下滑找一点理由，大可不必，也不能使大众文化口服心服。“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一个理想的社会，固然应该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各施张力，但民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是常理。精英文化不可能像大众文化那样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同样是常理，否则何以称之为精英文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这该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我认为，精英文化之下滑，真正的原因，不在大众文化，而在精英文化自身。精英文化应该反思，市场经济环境对谁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大众文化能在不断调整适应，精英文化却老在那里怨天尤人呢？精英文化的下滑，不怪别人，怪只怪自己，是自己不能坚持，先就自我否定，放弃了阵地，去艳羡大众文化，向世俗化妥协，向娱乐化靠拢，结果经常两头不靠岸、两边不讨好。精英文化自己尚且信心动摇，呈现疲软，又谈何“保持现实批评力量”“成为大众文化质量提升的推力”呢？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好在肖鹰先生是意识到这点的，同时也提到了“精英群体的自我下滑和瓦解，是一个重要原因”，并尖锐批评了精英群体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3.这本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一个简单法则，用不着多说。但相信有不少人，尤其是在国内不少企业人士的心中，这个观念其实并不根深蒂固，个别人也许还不十分信服。可能在他们看来，企业最有可能盈利或赢大利的，首先不是在迎合市场的需求上，而是在迎合政府的需要，因而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与资助上。实话说，完全排斥这种认识背后潜藏着的某些事实，是不客观的。市场经济发育是一个复杂漫长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表现出不同的成熟度，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强弱不同，企业发展从政府政策中占尽红利的情况，国际上不乏其例。而在我们这样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的国家，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量往政府身边靠，看准吃狠政府政策红利，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像《红楼梦》中宝钗说的“好风凭借力”，估计也有不少。旁观者眼不瞎、耳不聋，不会不晓得，也难免不会有人“有样学样”。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太多看政府脸色去赶集市，造成某些时候、某些领域市场万头攒动、拥挤不堪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
　　4.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承认，我们耳朵听到人们最愿意表达自己工作和事业状态的词语，不可能是“闲”，而是“忙”，或者是“很忙”，“非常忙”。一个“忙”字，似带有褒义，能将一个人的事业心和工作态度概括出来。因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仅各级领导者非常忙，企业家非常忙，就连搞教育、学术、科研以及文学艺术的人也都非常忙，且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这样普遍的忙和非常的忙，你说是好现象当然也不会错，说明事业在发展，工作在增多，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增强。但你说这不一定是好现象，也许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忙中，可能会有不必要的忙，即方法问题，忙不到点子上；或者说有体制、机制和习惯性的问题，在不该忙的时候和地方也忙，有一点瞎忙、乱忙的嫌疑。比方计划经济和思想僵化年代，中国农村连农民什么时候起床上田，什么时候收工，什么时候播种插秧，都要生产队长扯起嗓子挨家挨户催促和喊叫，不就是瞎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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