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幕遇见中国：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
《天狗》就像一根硬骨头，倔强地卡在21世纪初的银幕上，同时期许多浓墨重彩的大片被比下去了；《天狗》也是一块伤疤，令人心疼地细描了农村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如何和权力结盟，折磨正义和理想的坚守者。普通村民的生活状态代表乡村的生活水平，因为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对乡亲们来说，孔家三兄弟的金钱诱惑比武力威胁更来劲，致使也曾是行伍中人的孔清河为两千元借款向惺惺相惜的转业军人李天狗大动干戈。围绕李天狗的村民与村霸的目的一样赤裸裸——金钱，物质诱惑摧毁了传统道德与基本的人道关怀。这种破坏力也表现在通常作为传统美德化身的年长者身上，他们以圆滑世故实际更彻底和周到地充当了新兴恶势力的帮凶，如老板筋、厚眼镜、老七叔。
同样在乡村伸张正义、面对相似的对手，叶光荣、李天狗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两个富有时代特点的农村英雄形象：“猥琐”英雄叶光荣和铁骨英雄李天狗。作为群像的村民，相比《天狗》中所有人在消灭李天狗这一目标面前的空前一致，《光荣的愤怒》。呈现的村民更具现实意义：莽撞的狗卵、懦弱的大旺、被逼反抗的光彩，特别是双面间谍土瓜。《天狗》的村民除了深受孔家兄弟压迫外，也和孔家兄弟利益相连，全村人收入来源基本都和孔家有关，而孔家的利益源于偷伐树木。《光荣的愤怒》中村民的经济来源并不依赖熊家兄弟，也只有极少数村民敢于表达愤怒，积极跟随者都是因为有私怨在前，同为乡亲的叶光荣了解彼此之间的恩怨，游说他们参与的主要理由就是可以公报私仇。
《光荣的愤怒》《天狗》呈现的“恶人治村”是基层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电影均根据小说改编，《光荣的愤怒》原小说为阙迪伟的《乡村行动》，《天狗》原小说为张平的《凶犯》，小说作者、导演、编剧作为文化人在其作品中都流露出对这种村治状况深深的忧虑，更为其中村民主体在关键时刻的价值判断和实际行动感到心疼，这在《天狗》，《凶犯》中表现更加明显，但就实际的乡村治理中，“恶人治村”、“好人治村”孰优孰劣并不一概而论。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理性的村民在恶人还是好人治村问题上并不如乡村之外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想象的那样去欢迎好人，因为好人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抹不开情面、办事没效率，恶人正好相反，或许性格强悍、方式粗暴，但能力强、效率高，更能从大局出发为村里抓住发展机遇①。
电影和小说的创作者都怀有美好的人性关怀和对美好乡村的期待，本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电影和小说中的恶人、好人不但在数量上对比明显，即使以单个来看，恶人经常表现出比好人更健全的体魄、更好的心理素质、更全面的筹划能力。《光荣的愤怒》中叶光荣和熊家四兄弟，一对四；熊老三运筹帷幄能力全面，面对武装村民深夜入宅面不改色心不跳，叶光荣面对熊家兄弟点头哈腰看上去毫无骨气，对行动尽管有一定的计划，但欠周全，中途受挫每次都慌张地勉强撑过。《天狗>中李天狗和孔家三兄弟，一对三；孔老大、孔老二能力出众，李天狗曾经是一名军人，但如今只是形单影只来自外乡的瘸腿护林员，在孔家兄弟面前势单力薄且显得不谙世事。两部影片圆满的结局准确地说是创作者的美好愿望使然，若发生在现实纯属巧合。
村民基本随波逐流，算不上典型的好人或恶人，在实际农村中，大部分村民正是鲁迅深恶痛绝的“看客”，这些看客一旦被利益驱动，就成为《天狗》中的打手、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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