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这一点，传《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说法是一致的。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只“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春秋》多说几句。

　　《孟子》记录了孔子自己对《春秋》所说的两句话，一句见于《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见于《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把《春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春秋》之“文”虽是编年史，可是它还有“义”，那就是“王者”之道。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在《天下篇》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法时也说： 《春秋》以道名分。他也看出《春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而存在着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当然是孔子修《春秋》时赋予它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和经过。《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后，孔子深感“吾道穷矣”，认为“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对整理、采撷、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所以他把孔子修《春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是有实际体会的。

　　孔子在修《春秋》之前，对所谓“史记旧闻”必早有搜集，并相当熟习。《艺文类聚》卷八十引《庄子》佚文： 仲尼读书，老聃倚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这个“《春秋》”，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春秋》，而是孔子修《春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那么，他回答老子所说的“《春秋》”，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所以杨先生说，《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西观周室”与《孔子世家》是有矛盾的，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至于《公羊注疏》徐彦题下疏引《闵因叙》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则是汉代纬书之说，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秋》，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即所谓《鲁春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所以《鲁春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也记有别国的大事，《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

　　《鲁春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所以孔子修《春秋》时才要“去其烦重”，“削则削”。《公羊传·哀公三年》说：“《春秋》见者不复见。”就指出了这个特征。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书。何休《解诂》云：“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孔子“去其烦重”而把它“削”了。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吴”，即不称孟姬，而改称“吴孟子”；一件是记其死曰“孟子卒”，连吴也不加了。可见《鲁春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到孔子修《春秋》时，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论语·述而》说：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吴孟子”，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因而《鲁春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完全合乎情理。《春秋·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阙一“冬”字。何休《解诂》说：“去冬者，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虽为臆测，不为无理。但贬之之说未必是，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见者不复见”而删节了，连带也阙了个冬字。这一条，即《礼记·坊记》所称“去夫人之姓曰吴”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秋》也不完全是削，还有“笔则笔”的一面。例如桓公娶文姜，《春秋》记得就十分详细。《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鲁国地名)。公会齐侯于。夫人姜氏至自齐。”可说是不厌其烦了。《公羊传》在“齐侯送姜氏于”下说：“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境)送女，非礼也。”古代诸侯女儿出嫁，国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如此一再非礼，这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春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庄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隐衷了。这是《春秋》“笔则笔”的地方。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遣词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旧文而见义，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但让事实说话，自寓讥贬之意。

　　属辞，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这种情况，有时是纯粹修辞上的问题，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指鲁史旧文；“君子修之”，则指孔子所修的《春秋》。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后《鲁春秋》的佚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另外，在史实上，孔子取审慎态度，不随便改动。如《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纳北燕伯于阳”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之误。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不率尔以自己的记忆为准，去修改《鲁春秋》。他说《春秋》是“信史”，“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方面的问题，即世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左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公羊》、《穀梁》作辄)。”这个“盗”，据《左传》说原作“齐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曰“盗”。……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以惩不义……其善志也。故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传》脱)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鲁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诸侯国的“人”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卿，《左传》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在《春秋》就是一种贬。《左传》： 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诸侯，会伯子男可也。这种一字褒贬，《公羊传》说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公羊传》的说法，往往与《左传》有歧异，与《穀梁传》也互有异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有人便趋于极端，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想否定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之意。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则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

　　《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修《春秋》时举例说：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二

　　《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传自子夏。相传，孔子是着重把《春秋》传授给子夏的，《孝经钩命决》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就是子夏，参就是曾参。这说法出自纬书，有不可尽信的一面(“《孝经》属参”)，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春秋》属商”)。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他对《春秋》确实很有心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又： 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刘向《说苑·复恩》： 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显然，子夏概括的《春秋》之义，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礼；一是“重人”，即仁。礼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传》最初是口头传授的，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景帝时，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皆为博士。此时传《春秋》者虽有五家(另有邹、夹二家，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而不传)，只有《公羊传》立于学官。《公羊传》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穀梁传》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左传》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以后王莽、光武帝都曾设《左传》博士，却昙花一现。终汉之世，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庄彭祖、颜安乐。至东汉，《公羊》遂分为严(避汉明帝刘庄讳改)、颜之学。灵帝时，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

　　魏晋以后，《左传》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崭露头角，越来越见重于世。相比之下，《公羊传》、《穀梁传》逐渐受到冷淡。晋代还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晋书·王接传》)；又有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晋书·儒林传》)。但总的趋势，却是《左传》盛行，而“《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虽然如此，《公羊传》仍是儒者们推崇的一部经传，所以北魏刘兰“排毁《公羊》”，有人便指责他“毁辱理义”，刘兰“由是见讥于世”(同上)。

　　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当时《春秋》只列《公羊》一家。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春秋》和《公羊传》。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却没有了《公羊传》，而只选定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注)。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说： 晋时，……《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可见到了唐初，《公羊传》的研习几成绝响。但《公羊传》仍列于“九经”(《初学记·经典》)，贞观二十一年诏，将卜子夏、公羊高、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石经，也并列《春秋》三传。玄宗天宝末年，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而“好《公》《穀》二家”，“缝补缺”，十年而成《春秋集传》(《新唐书·儒学传》)。德宗、宪宗之际，殷侑又专为《公羊传》作注，被韩愈赞为“味众人之所不味”(《遗殷侍御书》)。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作疏，更使《公羊》学有所发展。至于文人引《公羊传》论辩作文者，亦时或可见，如张柬之驳王元感“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之说，即引《公羊传·文公二年》讥丧娶之文及何休《解诂》，指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自古则然”(《新唐书·儒学传》)。又如柳宗元《驳复仇议》，也引《公羊传·定公四年》“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为论据。总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传》、读《公羊传》的人虽然少，却是不绝如缕。

　　春秋公羊传译注自宋至明，是《公羊传》比较沉寂的时期。宋代陈德宁有《公羊新例》十四卷，除此之外，治《公羊》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史。南宋高宗时，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当时徽宗尚未祔庙，被誉为“学术深博”的朱震据《公羊》义为陈其非。除此之外，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传》。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吴孜有《春秋折衷》十二卷，王日休有《春秋三传辨失》三卷，王应麟有《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卷，陈藻、林希逸有《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等。至元代，黄泽考核三传，以《左传》为脉络，作《三传义例考》；程端学作《三传辨疑》。明代的赵汸，是黄泽的弟子，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此外，魏靖国有《三传异同》三十卷，都是综合研究三传的著作。这些工作，为清代对《公羊传》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

　　清代是《公羊》学又一个兴盛时期。乾隆年间，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清史稿》本传说他“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春秋公羊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后，马宗琏有《公羊补注》一卷，凌曙有《公羊注》十七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刘逢禄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陈奂有《公羊逸礼考证》一卷，陈立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包慎言有《公羊历谱》十一卷，龚自珍有《春秋决事比》一卷，王闿运有《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康有为有《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一时，对《公羊传》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康有为《公羊》学的托古改制，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

　　三

　　《公羊传》以阐释《春秋》的义理为主，兼涉研讨《春秋》的文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

　　一、 阐释《春秋》的义理。

　　《公羊传》的主要内容，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大别之，可概括为恶恶、善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几个方面。

　　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加以贬斥。例如《春秋·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就是《春秋》的一种贬。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丧未逾年之君。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卫侯燬就是卫文公，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活着的时候是不称名的，所以《公羊传》问：“卫侯燬何以名？”回答说：“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是周(也是鲁、卫)的同姓国。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所以《春秋》要“绝”他。《公羊传》并且概括了一条：“《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与公盟”，加以“渐进”，《春秋》书其字曰“仪父”。《公羊传》认为称字是一种“褒”。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继绝世，曹公子喜时的让国等。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之恶，而《春秋》为之讳，《公羊传》说这是“君子之恶恶也疾始，而善善也乐终”。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恶，《春秋》也为之讳，《公羊传》说是“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举《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城濮之战，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春秋》不书楚令尹子玉，而书“楚人”。《公羊传》说，称楚人是贬，为“大夫不敌君”而贬。这就是一般的尊上。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后又会诸侯于温，两次召周王至。《春秋》两书“公朝于王所”，《公羊传》前次说：“不与致天子。”后在《春秋》讳言“天王狩于河阳”后说：“不与再致天子。”这就是尊王。尊王不仅止于周王自身，天子之师、天子之使，《春秋》都尊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传》指出这里用“伐”是“大”天子之使；《庄公六年》“公至自伐卫”，《公羊传》指出这里“致伐”是“不敢胜天子”。

　　亲亲，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所以为儒家所提倡。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公子牙预谋篡弑，为公子友处死，《春秋》却讳杀而书“公子牙卒”。《公羊传》说，这是“缘季子(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公子友诛母兄是“君臣之义”，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公子庆父两次弑君，《春秋》皆不直书。《公羊传》说，前一次是因为“狱有所归”，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不探其情”，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公子友“缓追逸贼”，这都是公子友的“亲亲之道”，《春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论语·子路》记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这种“亲亲之道”的典型表现。

　　贤贤，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具体表现。《春秋》书“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传》都解释“及”为累及，并说因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春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贤”。孔父的“义形于色”，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们“贤”的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说，卫侯之罪是“杀叔武”，可是《春秋》不书卫侯杀叔武，这是“为叔武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此外，季札、叔术也有“让国”之贤，祭仲有“知权”之贤，曹羁有“三谏不从遂去之”之贤，等等。

　　贱不肖，如《春秋·桓公二年》直书“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多次说，《春秋》“内大恶(鲁国的大恶)讳”，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讳而书“入极”，这里对桓公为什么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桓贱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有此种种不肖，所以贱之而不讳。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春秋》不称他“陈侯佗”而称他“陈佗”，《公羊传》认为是“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可以看出，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恶恶与贱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传》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说的《春秋》有重人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丹楹刻桷”，“临民之所漱浣”筑台，以及凶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

　　《公羊传》阐释《春秋》义理，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已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有些说教，就是在《公羊传》传述的战国时代和成书的汉初，也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如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左传》借子鱼之口批评他“未知战”，《穀梁传》更直斥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公羊传》却歌颂他“正”，“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也不过此也”，就不免太迂腐可笑了。

　　二、 研讨《春秋》的文理。

　　《公羊传》有一定的篇幅，牵涉到《春秋》的文理。有些直接训释词义的内容，如“既者何？尽也”(2 3 2)、“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3 1 5)之类，暂且不提。这里只对“属辞”即遣词造句上的问题作一些介绍。

　　《公羊传》很重视《春秋》对同义词选用的准确性，例如讨论“入”、“归”、“复入”、“复归”的区别(2 15 2)，“侵”和“伐”的区别(3 10 1)，甚至虚词“暨”和“及”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1 1 2)，使我们感受到《春秋》文风的严谨。《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为什么这里用一个“次”字？《公羊传》向我们层层剖析，说明用这个词是经过斟酌、推敲，符合鲁、齐、宋三方面关系的(3 10 3)；同年“谭子奔莒”，为什么这里用“奔”而不用“出奔”？《公羊传》向我们说明，少用一个“出”字是有原因的。

　　《春秋》辞约而旨博，常常一个字的差异，使全句的含义起了变化： 《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细审这两句句子，除“卫侯”“曹伯”之异不计外，有“晋人”与“晋侯”的不同，“归于”与“归之于”的不同。《公羊传》就向我们说明了“晋人”与“晋侯”的一字之差，表示了“非伯讨”与“伯讨”的不同(5 4 3)；“归之于”与“归于”的一字之差，牵涉到是否执之于天子之侧，和罪是否已定的问题(5 28 6)。用这个字和用那个字，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都能使全句含义起质的变化。

　　还有些用词上的差别，对全句基本意义的表达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对表述的精确性有重要意义：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一处用“而”，一处用“乃”，《公羊传》细致分辨了二者同中之异、程度上的差别(7 8 2)。《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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