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开拓先锋。他确信，在塑造人的个性方面，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并且他呼吁国家一致努力去控制遗传。他相信，依靠合适的优生方法，孕育优等的人种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鼓励最适合生存的人生育，同时鼓励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有病的人不要生育，必要时可采取绝育手术。高尔顿的好友卡尔·皮尔森把国家描述成一个人的肌体，他警告说：除非国家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否则它就无法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在制造分裂，必须有力地连根拔除。皮尔森相信最好的同质整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为公共的利益与其他的人合作，而不考虑地位或等级。皮尔森视社会主义为国家强大的本能，他对国家的讴歌使他赢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头衔。在对种族特性和种族改良的痴迷上，高尔顿和皮尔森不是孤立的。一大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相类似的行为科学家忙于给种族分类定级，详尽地描述种族的形态，对白种人的未来发表有分量的断言。有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勒庞(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瓦谢‘德·拉普热、安德斯·雷丘斯和一大群轻量级的理论家，以一些种族的特性为基础，从事着对种族的分类定级。
对于所有这些种族理论家来说，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家是阿蒂尔．德。戈比诺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伯爵，经常被视为19世纪白种人或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鼻祖，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一道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著作。这位伯爵的文章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得到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企图用种族的观念解释文明兴衰的大胆尝试。正如马克思突出了经济的因素，把它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结构一样，戈比诺聚焦于种族的特性，把它作为历史事件主要的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学术上有坚定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动倾向的人，他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渴望着更为令人激动的、英雄时代的复活。然而，他绝不是急切和冲动的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深深困扰于文化之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留下了经过精雕细琢、涉及面甚广、多达四十卷的著作，其中包括政治论文、小说、游记、东方研究及书信。另外，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人，一个谈笑风生的交谈者，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在1849年当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秘书，被委任前往瑞士、德国、波斯、希腊、纽芬兰、巴西和瑞典从事各种各样的外交工作。
尽管有着周游世界的经验，但是，戈比诺不仅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而且通过理论化把它们纳入到广阔的历史哲学当中。他把人类种族划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并将特殊的种族类型与它们联系起来。例如，白种人展示了人类种族最高贵的性质，其中包括领导能力、体力、优越感，相对而言，黄种人或黑种人体现了生育力和对世俗享受的沉迷。十分奇怪的是，戈比诺确信：伟大的文明要求种族的混居，因为每一个种族在人类的某一个成就领域都占据了先天的优越性。同时，伟大的文明需要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提供智慧上的领导。他相信，法国人过去曾经受到过雅利安一北欧德国人的贵族统治，但是现在已经被低等的血液——高卢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弄得退化不纯了。他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哀悼，即黑种人和黄种人已经用他们的“黑血”污染了整个地中海盆地，法国人承受着某种程度上可能无法挽回的文明的衰落。
戈比诺的种族理论得到了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成功推广。事实上，这两个人在发现了他们共同的美学观念之后，立刻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圈子里，戈比诺的种族信条得到了富有热情的推广。路德维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1894年，他又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
1899年，休斯敦。斯图尔特这位亲德派把戈比诺作为他思想体系的基石，把种族主义甚至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张伯伦(1855—1927)是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富裕的、贵族世家的后裔。他的家族里有大英帝国的学者、探险者和军人。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德国人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着迷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生活的审美哲学。他定居在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并成为激进的德意志主义和狂热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人物。张伯伦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在城市工业运动及其平等主义原则的冲击下失去了根基。像尼采一样，他是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和有审美能力的花花公子，直到最终发现其真正的使命，他才让自己不再沉浸在往日的文化遗产当中。这一使命就是传播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念。作为瓦格纳小圈子里的成员，他参与了瓦格纳再造德国的艺术和伟业的梦想，他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尽管经常是不成熟和浅薄的，但却直接散布了德国的信念，并在其《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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