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林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为晚清史。著有《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通史·第十卷》等。

　　《晚清文化史（修订版）/中国历代文化史书系》论述了自1840年前后至1911年之间的晚清文化状况，展示了近代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此，对于读者了解晚清时期社会现实和其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和出版价值。七十年的晚清文化运动，几乎浓缩了数百年西方文化史的内容，浮光掠影般地走过西方数百年文化史历程。

近代以前的中国人一直是生活在“天下”，而不是“世界”上。“天下”与“世界”是两个具有不同本质内容的概念：“世界”是一个有客观实在内容的地理、政治概念；“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从意识到意识，即从“修身”到“天下归仁”的伦理体系。“世界”与“天下”更是两种文化体系的代表或高度概括：“世界”体现了科学、开放、交融，在近代也体现了进步；“天下”则是对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高度概括，在18和19世纪时，它所体现的是蒙昧、保守、自我封闭和远离现实的玄思，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罗网式的伦理和政治秩序。至清代中叶，当“天下”几近耗尽生命时，中国人做了种种走出“天下”的探索和努力。也就在这时，战争使“世界”降临中国，也引导中国人发现了世界，并且努力地去探索世界，寻求先进，这成为中国人发现和走向近代的开端，即文化转型的发轫。

一、一统“天下”的裂变

1.儒家一统的“天下”

以历史悠久、博大深厚、连绵数千年而著称于世界的中国文化，曾经历了先秦时期的百花竞放、群星璀璨。至秦汉时期，政治上归于皇权专制，文化上也一统于儒家的以“仁”为归的“天下”。自此，儒家文化便成了“天下”的基本内容，“天下”则成为儒家文化的最高象征，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全部追求。因为，一个归于“仁”与“平”，即后来曾国藩所描述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国藩：《讨粤匪檄》，彭靖等校：《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的名教“天下”，这正是儒家学说中的最高境界。

从秦汉以后，中国人在这个以“仁”为本质内容的“天下”生活了两千年。应当承认，儒家文化构筑的这个“天下”在当初还是符合社会实际、贴近社会实际的，称得上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价值体系。因为，一个如同马铃薯般分散的小农社会，很需要一个用道德的经纬编织起来的网络来建立和强化社会的控制。社会的需要就是观念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大儒董仲舒可以高瞻远瞩地展望道：“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客观世界）不变是不可能的，但“道”（维系“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在中国的确是两千多年基本未变。直到清代中叶，这个自秦汉时期即已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干、以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的“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所维系的“天下”依然孜孜追求道德世界的“平”与“仁”，它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围绕着“天下归仁”这一核心而结成。它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价值系统：价值系统是文化的核心，一定的价值系统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分散的小农社会。这个社会要生存、要发展、要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归于“仁”的“天下”，除了政治上需要高度的专制统治外，还必须依靠具有非常强的向心凝聚力的文化精神来维系，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主要内容：

第一，中国文化中被树为最高理想目标的是“内圣外王”，即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个人成仁成圣，然后由内推向外，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天下归仁”的目的。这一以泯灭个性为前提的、向心性与罗网式的辐射性互动的“天下归仁”格局，把人都锁闭于封建伦理的网罗中，使其受到最严密的控制。

第二，归于“仁”的“天下”秩序，必然地要求人们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价值目标。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自然就不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客体）而存在。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即不狂不狷、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处世态度。这就要求人们牺牲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个体价值，使人与人、人与社会始终处于和谐的道德关系中。

第三，所谓“天下归仁”在本质上是要在中国社会建立起完善的道德关系和秩序，因此它必然要求这个社会的一切都要以伦理为本位。其表现有三：一是非常重视人伦关系，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被视为伦理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二是把道德需要作为人的最高需要；三是把道德准则作为衡量一切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甚至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活动、自然界运动等等的价值尺度。道德评判是最高、最后的评判，重人治而忽视法治、“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原则便由此而产生。

可以说，这些正是“天下”的根本精神。

（2）知识系统：在中国传统时代，“天下归仁”的根本需要，规定了知识系统的主导方向。中国古代早就有“知（智）”这一范畴。在儒家的“三达德”——“君子”的三种基本品德“智、仁、勇”中，“仁”是根本，“智”“勇”服从于“仁”。因此儒家经典《大学》提出的“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虽被排在最前面，但是它所体现的并不是把知识本身当作目的的近代致知精神。第一，正如“八条目”所排列的，“格物”“致知”（获取知识）只是被作为“诚意、正心”，及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道德实践的手段。第二，“格物”“致知”并不是向外在客观世界考察、实验以及对物质运动及其规律做探究的近代科学活动，而是向内在的主观世界求知的道德体认过程——它所“格”的有时虽也指向自然世界的“物”，但“行有伦理，副天地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副天数第五十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3页。，即自然世界的“物”也是伦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其认识过程也是从主观到主观，即通过内省直觉，“格”除物欲，达到对“天理”“良知”的内在体验，以践履纲常伦理。

在这种认知框架下，人们的求知方向就不会指向客观世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知识积累和发展，其主流一直是朝着“学以致道”——“天下归仁”的方向。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第一，图书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图书分类则代表着一定时代里对知识的分门别类、体系组合，以及对这个知识体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从西晋直至晚清，一直是采用四部分类法，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这四部代表着当时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平：集合了传统政治和伦理学说的经部，是这个知识体系的主干，其内容包括儒家经典以及对儒家经典做阐释、解读和发挥的经学；史部、集部则是通过王朝兴衰史的形式，通过诗、文等文学形式，表现或表述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服务并服从于经部；包括各类（今人所说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子部则是经学的附庸或曰补充，服从于经部。经学涵盖一切，也统摄一切，其他学科都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这是一个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一元知识体系。

第二，学术是更高层次的梳理知识或曰创造知识的活动。时至1843年，任职翰林院的曾国藩还一再说明：读书人治学之道有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者中，“义理之学最大”，考据、词章均依附于义理。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创造知识的活动仅此三类：根据儒家经典探究仁义道德的学问，致力于儒家经籍的训诂和考订的学问，表达或宣扬儒家思想的诗、文之学。

第三，教育承担着传播知识的功能，也代表着一定时代和社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传统教育是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科举考试为杠杆。围绕这一目标，儿童5岁或6岁即“破蒙”读书，先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继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再练写八股文、试帖诗。几乎全部是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灌输和思想教育，以至“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中外之大势，家国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不知所对也。如此教法，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

总之，追求“天下归仁”目标的关于主观世界方面的知识非常周密发达，而客观世界方面的知识却非常贫乏。

（3）能力体系：即人们行为活动和思维活动的能力，是人类直接施加在自然物之上的烙印，是文化发展的可见的尺度和确证。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关于驾驭大自然的能力方面，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生产仍然徘徊在小农社会阶段，社会经济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种三五口人，几亩薄田的生产方式，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农业生产工具近千年没有根本性的改进。商贸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市场狭小，发育也很不健全，对内、对外贸易都很不发达。在西方已开展工业革命之时，中国的手工业主要的仍然是家庭手工业，上规模的作坊、工场很少，生产技术仍然停留在手摇纺车阶段。显然，这样低下的驾驭大自然的能力（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人口日益增长的速度。

……

绪论

第一章 世界的发现与近代文化的萌发
一、一统“天下”的裂变
1．儒家一统的“天下”
2．“天下”的裂变
二、走出“天下”
1．经学的衰变
2．经典的虚化和经学的异化
3．走出经学
4．“格物”之学的独立
5．重整知识和观念体系
三、世界的发现
1．“千古创局”下的探究
2．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铜蔽
四、“经世致用”原则下的“师夷”活动
1．发现“长技”
2．“师夷”的蠕动
3．开启新方向

第二章 “力”“富”“学”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初兴
一、“采西学”以“自强”与“中本西末”
1．“采西学”以“自强”
2．“本”与“末”的文化界定
3．规律下的近代文化扩展
二、“力”的发现与追求
1．“兵势”的发现与寻觅
2．“制器之器”的引进
3．呼唤“机械之天下”
三、“富”的发现与伦理观念的变迁
1．“富”的发现与追求
2．工商“立国”和“富民”
3．伦理观念的更新
四、“学”的发现和新知识的传播
1．近代之“学”的发现
2．西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
3．知识体系的更新
五、社会文化的新气象
1．“洋”的渗透浸润
2．社会观念的变迁

第三章 “民”“智”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发展
一、“兴西学”潮流下的“中西会通”
1．“天下移风”
2．“公理”的探求
3．“中西会通”
二、“民”的发现和“民权”的张扬
1．“民”的发现
2．“民权”的张扬
三、“智”的发现和近代知识体系的提出
1．“智”的发现和崇尚
2．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提出
3．由“学”而“智”的理路
四、“开民智”口号下的文化启蒙运动
1．“开民智”为“第一义”
2．兴办近代教育
3．创办报刊
4．西书翻译
5．文字语言改革
6．文学的俗化
五、新文化的架构
1．“再立堂构”
2．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
3．大众传播机制的初建
4．近代科学研究体制的探索
5．新文字语言体系的成形
6．新文学体系的建构

第四章 建设民族新文化
一、近代文化方向的确立和“中西会通”的深化
1．“若厉”到“若膻”的急速转换
2．西学的泛漫扩张
3．新文化运动的深化
4．“中西会通”以“造就新世界”
二、民族主义——祖国主义——国民主义
1．整合国族：民族主义
2．“知有国家”：祖国主义
3．权利与义务：国民主义
三、启蒙的深化与意义世界的更新
1．眉意“新民之道”
2．“人人能识字”
3．“开通社会智识”
4．冶铸“国民新灵魂”
5．意义世界的更新
四、近代政治文化凯歌行进
1．“政治之本原”的更替
2．尊重人权原则
3．主权在民原则
4．分权原则
5．法治原则
五、民族新学术的初建
1．理性的学术
2．以科学为内核的学术
3．民族的新学术
4．近代学术体制的初建
六、文化世俗化与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初建
1．文化建设的世俗化方向
2．世俗化教育体制的形成
3．大众传播体系的建设
4．文学艺术的世俗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