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第二版）》：
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构想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则，根据这个法则，“物质替换地方化，政治替换国际化，象征替换全球化”（Waters，1995，p.156）。这相当难实现，因为这个法则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公司层面的微观经济的力量如何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但是，在这个语境中有意思的看法是，全球化的部分首先是在文化和象征的领域。这是与亨廷顿的论文的看法截然不同的意见，它反衬出了亨廷顿观点的特异之处：它是一种用传统的国家安全的术语来表述的关于文化的政治性观点，文化被政治化了，装在恰好与地缘政治实体一致的文明的盒子里。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大幅度的滑坡，人们可能会问，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和文化表达的领域里面，国家安全的学说能有什么作为呢？亨廷顿关注文明之间的断裂处时，他的悲观主义情绪和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冲突的担忧是一致的（参见Moynihan，1993；Kaplan，1996）。
的确，这篇论文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文明之间冲突的断言。为什么文化正在成为新的冲突点呢？就亨廷顿对亚洲各社会阶层的批判而言，他的体系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们太强调入与人的区别。”在一般意义上，这涉及一种理解文化的特殊方式。比较一下两个关于文化的观点：一个观点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他认为，“文化是现代世界中意识形态的战场”（1991），请注意文化和意识形态被合并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中；另一个观点是，文化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一系列特征”，安东尼·金（AnthonyKing，1991，p.13）也用了一个相似的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差异性的集体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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