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库尔德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媒介与传播学。《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在作者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那是我早期研究工作中的主线首次被呈现给传播学研究中更广阔的读者群”。他还著有《媒介权力的所在》（The Place of Media Power）和《走进文化》（Inside Culture）。
　　
　　崔玺，现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曾就读并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后获得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媒介研究博士学位。研究兴趣集中于媒介与社会结构及人们社会身份的互动，特别是具有仪式意味的媒介功能和受众行为。其研究曾发表于国际传播学刊、中国传播学刊、新闻学刊、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以及多部论文集之中。

　　《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是一本媒介人类学著作。媒介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一部分。但媒介的重要性有时会凌驾于日常惯习之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时刻呢？在危机降临或者胜利凯旋的时候，媒介怎样在公众中打造出一种社区共同体的感受，并且塑造人们的个人行为，或者让我们相信它有这种能力呢？
　　在媒介饱和的时代，《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让我们重新思考已经被广为接受的对仪式性行为的认识。它把仪式与权力、管制和监视等问题直接联结起来，并且探究了媒介构建的仪式空间——媒介的权力在其中得以合法化。
　　如今，上下班的路上很多人捧着一个手机或Pad已经是常见的现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世界中，我们的所见、所知、所想都深深地受到这些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的影响。
　　这些事例再次印证：在多元的世界中，媒体只会选取部分的事实予以呈现，从而为公众塑造出扭曲甚至虚拟的“真实”。令人疑惑的是：我们为何会对媒体“塑造”的“真实”深信不疑？
　　其实，关于真实、媒介权力等，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探讨，但是《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将从一个更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媒介是如何塑造媒介化社会中心，并将其社会中心代言人的身份自然化、合法化的。
　　《媒介仪式》成书于2003年，正值电视发展的鼎盛末期。作者以敏锐的学者视角，洞悉电视媒介权力背后的神秘力量。而在电视传媒逐渐衰落，移动互联网全面改变着社会传播结构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中得到启示，它所提供的探究媒介权力变化本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媒体产业研究和发展趋势分析有着另一番借鉴意义。

　　《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新迪尔凯姆式解读的问题
　　除了其在修辞方面的效力和很多其他局部性的洞见之外，戴扬和卡茨关于媒介事件的观点有不少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着当前媒介研究中对新迪尔凯姆观最有力的论证，所以如果要展现其他角度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首先认真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提法的问题，但也绝非不重要。我已经指出，戴扬和卡茨定义中的一些额外限定条件保证了媒介事件对他们来说总是正面的和具有霸权效用的。但是，鉴于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媒介事件建构过程中涉及的意识形态冲突（Dayan and Katz，1992：chapter 6），这种限定有点武断。说一个媒介事件是不是霸权性的，在于对事件的解读；即使戴扬和卡茨也不能说他们所分析的媒介事件就没有反对者或者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们对什么可以算作媒介事件的选择——要求它具有正面的“霸权”效果——本身就涉及一种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拿最近显而易见的例子——对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的直播——来对比戴扬和卡茨的定义，关于它的“霸权性”的问题就绝非有或没有那么简单了。如罗伯特·特诺克（Robert Turnock，2000）的研究所展现的，仅就英国电视观众而言，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收看，在收看了的人群中，没有附会悲痛或其他共有情绪的人也多得是。对此，戴扬和卡茨可以反驳说，在任何大众典礼上（特别是一个多地直播的典礼），每个人的反应总会不一样。然而，当这种不一的反应在你时，认为媒介仪式具有霸权性效力的观点便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就在于戴扬和卡茨的迪尔凯姆式的假定。
　　一旦我们剔除掉那些假定，就会有非常多并不一定起社会整合作用的、潜在的媒介事件。如他玛·利布斯（Tamar Liebes，1998）所论，像对1996年3月以色列受自杀炸弹袭击的72个小时内不间断报道这种以色列电视里的“灾难马拉松”就是一例。诚然，这些不是“预先计划的”媒介事件，所以无论观众情绪多么高涨，或者收看时多么专注，都不符合戴扬和卡茨强加在媒介仪式定义上的明确限定。可见，这说明那种限定是多么臆断。一旦将其去除，你就必须把这种（在很多其他国家非常多见的）灾难报道纳入媒介事件，这种报道根本不会促进社会团结。相反，它强化危机感，扩大冲突的范围，且不可能提供一个有头有尾的叙事（Liebes，1998：74）。这种事件是特纳所说的“阈限的”，但通常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
　　其他例子更加深了这种怀疑。（除了戴扬和卡茨的限制性定义以外）还有很多事件可以被我们称为“媒介事件”，但它们并不是整合社会，或者如果它们看上去是，那也仅仅是众多高度竞争性的视角之一。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1994）讨论了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峰会；约恩·德弗罗（Eoin Devereaux）对Band Aid与Live Aid这种电视慈善募捐活动的分析（1996）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每个例子里，“媒介事件”逐渐融入更广阔的且显然是更有争议性的媒介化政治之中，再一次证明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限制性定义是多么武断。为了辩护自己的立场，戴扬和卡茨可以把戴安娜王妃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作为一个反例。可以这么说，这些事件涉及了一种显著的对比，即葬礼之前围绕着媒介所关注的冲突的不确定性和葬礼本身作为直播媒介事件的正面肯定意义之间的对比。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说对戴安娜葬礼的共同的收视体验把之前一周的各种冲突尽可能地“按下了”，所以做到了戴扬和卡茨所说的标志着真正的媒介事件的社会整合作用。但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且这样的证据即使有（如已有的记录），至少也是含混的。再加上，直接把高度媒介化的情境中那些竞争性的情形从媒介事件的定义中排除出去，比如戴安娜葬礼前一周里所发生的，戴扬和卡茨排除了一些最有趣的案例，在那些案例里，媒介的叙事权威是受到考验和影响的。
　　所以，戴扬和卡茨对新迪尔凯姆观的附会扭曲了他们媒介事件理论的描述作用。也许一种更宽松的定义，加上总体分析和适合迪尔凯姆观的特殊案例的区分，是一条路径。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开始。
　　……

第一章 媒介仪式：长的和短的路径
第二章 仪式与阈限性
第三章 仪式空间：解开关于中心的迷思
第四章 对媒介事件的再思考
第五章 媒介“朝觐”与日常的媒介边界
第六章 现场直播的“真实”与监视的未来
第七章 媒介化的自我表露：在互联网之前和之后
第八章 超越媒介仪式？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