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节选）
陈智超
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一般简称《华化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一
本文开首引用的，是陈垣先生在1964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
《华化考》作于1923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列强侵略，政客争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二十五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用文字作革命宣传，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残酷的政治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1923年开始，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与教学，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国民体质，处处落后，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就是学术、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为人轻视。据他的朋友、学生们回忆，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
例如，胡适1959年1月3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20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1978年回忆道：“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
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写作，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代，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华化考》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年至一三六○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在书中郑重声明：“吾之为是编，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卷二第五节）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西域”及“华化”两词加以说明。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人们熟知的史实。时代不同，西域的范围也有变化。元代开疆辟土，西域的范围较以往扩大许多。元时又有“色目”的名称。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们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元代的色目人与历史上的西域人范围不完全相同。《华化考》所论者是色目人。为什么作者不用“色目人”而用“西域人”？他是这样解释的：“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以元时分所治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色，公牍上称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卷一第一节）关于题目中的“华化”，检阅现存的《华化考》的提纲和初稿，提纲先作“中国化”，后改为“汉化”，初稿沿用“汉化”，至定本改为“华化”，但文中还保留少数“汉化”之词。改“汉化”为“华化”，我们固然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而元代的“南人”中大部分是汉族。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本文开首所引的陈垣先生的话：“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他不曰色目人而曰西域人，不曰汉化而曰华化，以西域人与华人相对，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
二
《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但这只是作者写作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也就是说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并为人们所认同，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现实，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否正确、充分，论证是否符合逻辑。
作者在界定了元时西域人的范围之后，又对“华化”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卷一第三节）。
“华化”的定义既明之后，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的呢？
第一，儒学：“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卷二第一节）
第二，佛道两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不必说。“佛教非出于中国，然元时佛教之入中国，已千三百余年，本分禅、教两大宗，其禅宗早已成为华化。倘其人之佛学得自梵文，或得诸西域，固不可谓之华化；倘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或由晋、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为沙门，仅以性耽禅悦，自附于居士之林，则不得不谓之华化。”（卷三第一节）
第三，文学：包括诗、文、词曲。这当然指的是中国诗、中国文以及在元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元曲。
第四，美术：包括书法、绘画和中国建筑。关于书法，作者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卷五第一节）关于绘画，“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以元版图之大，即有西域画家挟罗马、波斯、土耳其之画法，以显于中国，亦并不奇；然此之所谓画家，乃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故不曰西域画家，而曰西域之中国画家也”（卷五第二节）。
第五，礼俗：包括名氏、丧葬、祠祭、居处之仿效华俗。作者说：“试一检元人文集，种人（超按：此处指色目人）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其人皆慕效华风，出于自愿，并非有政策之奖励及强迫，而皆以汉名为荣。”（卷六第一节）又说：“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卷六第二节）
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华化或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
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材料富。许冠三在评述《华化考》时说：“仅就资料的丰实言，已属前无古人。全书七万余字，共用材料二百二十种，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体，所引元、明人诗文集约百种，在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连画旨、画谱、书法、进士录等，亦搜罗无遗。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
第二，版本多。许冠三又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缜密服人，‘多聚异本’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如考余阙华化，所见《青阳集》，即有元刊五卷、六卷本，明刊九卷本和《四库》六卷本四种。考丁鹤年事迹，所据鹤年著述则有两种版本：一、《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二、《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所参考的戴良作品，亦有两本：一是《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戴序，二是收入戴良《九灵山房集》的《鹤年吟稿序》。前者是初稿，后者是定本。”
第三，善利用。《美术篇》的《西域之中国书家》和《画家》两节，作者写作时较其他篇省力，因为他利用了两部“极现成之书”，即元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论证西域人名氏效华俗，则利用了元人文集中触目皆是的“字说”。但在论述西域人丧葬效华俗时，因为诸家记述极少，他多方搜集材料，利用了当时很少有人利用的《元典章》，从元代禁止畏吾儿仿效汉儿丧葬体例中反证：“必其有所效，而后有所禁也。”（卷六第二节）
许冠三还评论说，《华化考》“论证的谨严，亦是当代罕有。如证《丁鹤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
《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他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应为后人铭记。
《华化考》也有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失误，比如鲁古讷丁、别的因、泰不华、勗实带、郝天挺等人是否为色目人？有的肯定不是，有的还有争论。
学无止境。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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