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康铎》：
画家康铎这时已显露出他的另一面：戏剧人。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作为舞美设计家，不经意间在戏剧里找到另一种庇护，导致他1965年10月永远脱离了“职业”剧院。康铎作为一位立志“整合”不同门类的艺术家，绝不同意将戏剧置于绘画的末流。当时的绘画充满了先锋动力，20世纪初的景象仿佛重现，创新层出不穷。创立新剧院的决定就在那时产生，要让戏剧与艺术的新发现同步。这样的戏剧必然是画家戏剧。
对于“艺术永远联系现实”这一口号，康铎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艺术作品的价值体系总是与这个“现实”相矛盾。其二，艺术家在生活中必须立场鲜明，而他与艺术领域的脱离——在杜尚的作品中强烈而鲜明——必须视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整体创造力就是整体现实”，康铎这句话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一命题。他把这句话写入了与具体作品相关的许多宣言中。
他消解艺术的界限，反对被传统神化的艺术场所（如博物馆和舞台），但作为艺术家的他并没有抛弃或拒绝这些场所。他每时每刻都在努力维持他作为艺术家的存在，并特别注意让他亲自做出的决定不要显得只是“个人”的私事。把艺术和神化艺术的场所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拉下来，这并不是说要和历史及传统决裂。康铎总在感受当代艺术的脉搏。他对当代艺术非常着迷，哪怕波兰人骂他“奸商”，对他嗤之以鼻。他一直甘愿“边缘”，与这些人保持距离。康铎竭力做先锋“教条”的新卫士。但只有在丰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下，他的发现才能闪光，他的守卫才充满信心。康铎的这种“边缘”视线恰恰区分了先锋艺术的良和莠。
康铎浸淫在这种思考中，其美学立场使他在艺术遭遇最大危机的20世纪70年代创作出最杰出的戏剧作品-《死人班级》（Dead Class，1976）。与这一戏剧事件同时宣布的《死亡戏剧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Theatre of Death）立刻剿灭了伪先锋现象，但也脱离了康铎在其“不可能的戏剧”（Impossible Theatre）中的立场。对自己不同的舞台创作和艺术创作的“自足性”，康铎内心有明确的思考，其创作过程与之保持一致。因此他每一阶段的创作都能截然不同于前一阶段，令斤斤计较于“纯粹性”的艺术家大跌眼镜。他甚至通过某些理论性宣言或诗意的散文，凸显自己立场的矛盾。当然，矛盾的只是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而不是过程本身。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