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与治理》：
2.探索了农民工雇佣歧视通过消极情绪对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检验出人际冲突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大军中的特殊群体，其雇佣歧视问题十分突出，以往研究中对于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较少，而从雇佣歧视视角进行研究的更是少见。进一步，许多学者已经提出消极情绪可以作为外界刺激事件导致反生产行为产生的中介作用，却较少有研究指出人际冲突的中介作用，《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与治理》中识别并验证了人际冲突在农民工雇佣歧视与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3.揭示了宏观因素、组织因素、岗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在雇佣歧视对反生产行为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雇佣歧视对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较少，更遑论其作用路径间的调节作用。从以往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识别并验证了许多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在多种刺激因素导致反生产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但以往在调节变量的选择上较为单一，《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与治理》中将环境因素细化为宏观因素、组织因素、岗位因素，识别出四个方面的关键因素并对其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
4.构建了农民工雇佣歧视对反生产行为影响的长期函数模型。管理学实证研究多借鉴社会学及经济学原理进行数据的统计性检验，《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结合两者的研究方法，以农民工的工作年限为时间轴，探索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时间阶段的农民工的不同行为函数模型，从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雇佣歧视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纵向研究提供了依据。
1.2.2现实意义
1.有助于农民工尊严感、幸福感的提升。目前中国有2.74亿农民工，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雇佣歧视不仅伤害了他们的尊严，而且雇佣歧视会增加城市社会底层群体（马广海，2003），《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形成机制与治理》中将针对农民工在务工场所中的雇佣不平等问题进行探索并给出合理的可操作化建议，以提高农民工身份地位与尊严，保证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工作、生活上的幸福感。
2.有助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构建。农民工雇佣歧视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这突出表现在农民工在工作上的不公平对待、社会保障方面的极度缺乏，而由此引发的反生产行为对企业、对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会造成巨大影响（王琛、陈维政，2009）。重视农民工的歧视现象与反生产行为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工城市融人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保障条款，为他们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环境，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更有助于缓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的矛盾与冲突，促进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的构建。
3.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和谐文明的社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雇佣不平等而导致的农民工反生产行为问题已经逐渐导致正常的经济运营秩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影响中国GDP规模、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系列的社会问题（刘玮，2005）。为了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关注农民工工作过程中的待遇及行为问题，针对当前农民工的需求予以满足，逐步减少负面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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